我父亲的手提箱诺贝尔奖演讲词（第3/6页）

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共有1500册书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已经绰绰有余。我二十二岁时，尽管还没把这些书都看完，但对每本书，我都十分熟悉。我知道哪些书重要；哪些书浅显易懂；哪些书是经典著作；哪些书对任何教育来说都属于基础读物；哪些书是不必记诵，却饶有兴趣的地方史志；哪些法国作家受到父亲的高度评价。有时候，我从远处望着这个书房，梦想着有一天，我会在另一所房子里建立自己的书房，比这个更好的书房，以此为我自己建造一个世界。从远处望着父亲的书房，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缩影。但这是我们在自身所处的角落，从伊斯坦布尔观看到的世界。书房对此就是证明。通过一次次的国外旅行，我父亲建立起了自己的书房，大部分书籍来自巴黎和美国。当然，也有些书是从书店买来的，那些书店在1940到50年代主要出售一些外文书籍。另外还有些书，是父亲从伊斯坦布尔新老书商那里买的，这些书商我也认识。我的世界是本土——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体。70年代，我也开始带着雄心壮志来建立自己的书房。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中提到的，尽管那时我已经渐渐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不会成为画家，但对今后生活要走上什么道路，我仍未完全明确。我内心总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种对读书与学习满怀希望的饥渴。但同时，我也感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的生活是有缺憾的，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般活着。望着父亲的书房，我不禁在想，我的生活远离了世界的中心，似乎生活在偏远的地方。那时，所有我们这些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觉。我的不安、对生活多少有缺憾所感到的担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生活在一个对自己的艺术家了无兴趣的国家，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论是画家还是作家，他们都毫无生活希望。70年代，我用父亲给我的钱，贪婪地从伊斯坦布尔旧书商那里购买那些褪色发黄、布满尘土、褶皱不堪的书籍。一方面，我是被这些书吸引，另一方面，我是同情这些二手书摊的可怜经营状况，同情那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穷苦旧书贩们——他们就在路边、清真寺广场里、坍塌墙体的小块空地里摆开了货摊。

至于我在世界和生活中的位置，都和在文学中的位置一样，我的基本感觉是，我没有处在中心。在世界的中心，有种人生比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刺激。而对整个伊斯坦布尔，整个土耳其而言，我也同样游离其外。如今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有着与我相同的感受。同样，对那个文学世界而言，它的中心也离我很远。事实上，我所指的是西方文学，而不是世界文学。对它来说，我们土耳其人也是身处其外。父亲的书房就证明了这一点。书房一头摆着伊斯坦布尔的书籍——这是我们的文学，我们本地的世界，一切令人欢喜不尽的细节这里应有尽有。而另一头摆放的书，则来自陌生的西方世界——它和我们的世界迥然不同，这不同既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也带来了希望。写作，读书，就像离开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的别样、奇异和神妙里去寻求安慰。我觉得，父亲读小说就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逃到西方世界中去，一如后来我的所为。或者，对我来说，那时候我们读那些书，是为了逃避自己的文化，它是那样残缺和匮乏。我们不仅仅通过读书，同样也通过写作来抛离伊斯坦布尔的生活、踏上西方之旅。为了把笔记本填满文字，父亲去了巴黎，将自己关在房中，后来又把他写的文字带回了土耳其。我凝视着父亲的手提箱，感到这就是让我不安的原因。我在一个房间内工作了二十五年，才能作为作家在土耳其生存下来。我看到父亲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埋藏在这个手提箱里，仿佛写作只能是偷偷从事的工作，只能远离社会、国家、人民的注视，这让我感到哀痛。也许，这就是我对父亲感到生气的原因，我认为他没有像我一样严肃地对待文学。

事实上，我生父亲的气，是因为他没有过我这样的生活。他从不对自己的生活质疑，只是喜欢与朋友们或是亲爱的人开开心心地笑度人生。同时，我心里也知道，我的这种情绪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更多的却是忌妒。而且说是忌妒往往更为精确，但这也令我感到不安。这时候，我就会用一贯自嘲、愤怒的口气扪心自问：什么是幸福？渴望自己孤独地在房间内过着深刻的人生，就是幸福吗？或是在社会上享受着安适的日子，和大家一样相信，或假装相信同样的事情，就是幸福吗？隐秘地写作度日，却装出和周围所有人都和谐相处的模样，这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些问题都令人极度烦躁不安。但我又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观点，认为衡量美好生活的尺度就是幸福？人类、报刊，每个人似乎都相信，生活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幸福。难道这不意味着我们该有必要去研究一下，是否恰好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因为毕竟，父亲离家出走了这么多次，我究竟了解他多少？抚心而思，对他的忧虑，自己又究竟明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