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手提箱诺贝尔奖演讲词（第6/6页）

父亲到我办公室留下那个手提箱的一周后，他又来看我。和往常一样，他给我带来一块巧克力（他都忘记我已经四十八岁了）。亦和往常一样，我们闲聊调侃，谈些生活、政治和家庭琐事，直至父亲的眼光瞥向他放下手提箱的那个角落，并发现我动过了它。我们彼此注视着，随之而来的，是一片令人压抑的沉寂。但我没告诉他我想看看里面的内容，并已经打开过它。相反，我移开了目光。父亲明白了。我知道他明白了。他也清楚我知道他明白了。但所有这些默契，只持续了几秒钟。父亲是个非常乐观，容易相处的人，他对自己充满信心：他像往常一样对我微笑。起身离开房间时，他又像一个父亲一样，给我讲那些美好、振奋人心的事情。

像往常一样，我看着父亲离开，对他的快乐、他的满不在乎和镇定自若的脾性很是忌妒。我也依然记得，那天我内心闪过的一丝快乐让我觉得羞愧。这种快乐源自于我的另一种想法，那就是，或许正是因为我的生活不像父亲那样舒适，我没过像他那样快乐或无拘无束的日子，我才把生活奉献给了写作——你们理解的……以父亲作为代价来这么想事情，让我感到羞愧。因为父亲是所有人当中，从未给我带来任何痛苦的人。他总是给我自由。所有这一切也提醒我们，写作和文学与我们生活中心的缺失有紧密的联系，与我们的幸福或负疚感紧密相连。

事情总是有对应。我还记得那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它给我带来了更深的负罪感。在父亲留给我这个手提箱的二十三年前，也就是我决心成为一个小说家的第四个年头，即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放弃了其他一切，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完成了第一部小说，那就是《杰夫代特先生》。我用颤抖的双手把这部我用打字机敲出的，尚未出版的小说递给父亲，请他阅读后告诉我他的想法。这不仅是因为我对他的品位和才智怀有信心，还因为他的意见对我很重要。因为和母亲不同，他从不反对我想成为作家的梦想。那时，父亲和我们不住一起，离我们很远。我迫切地盼望他归来。两周后，他回来了。我跑着去给他开门，他什么都没有说，但立刻伸开双臂拥抱了我。他用这种方式使我明白，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陷入尴尬的沉默之中，那中间埋藏着深厚的感情。平静下来之后，我们聊了起来，父亲用极富感情、充满夸张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我和我的第一部小说的信心：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像此刻一样，站在这里，满怀巨大的欣喜，赢得这一奖项。

他说这些话，并不是想让我相信他对我的好评，也不是要把这个奖项树立成我的目标。他说这些，就像一个普通的土耳其父亲，为支持、鼓励他的儿子而说的“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帕夏！”多少年来，不论他何时看到我，总用同样的话来激励我。

我的父亲过世于2002年12月。

今天，当我站在瑞典文学院，面对授予我这项伟大奖项、伟大荣誉的尊敬的院士们，面对尊敬的客人们，我深深地渴望，父亲能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