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3/9页）

采访者

你是说，你事先安排了整本书的框架？

帕慕克

一切都安排好了。比如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有很多人物，我给每个人物都分配一定的章节。在写作时，有时我会渴望继续“当”里面的人物。因此，在写完谢库瑞的一个章节后，比如说第七章，我就会跳到十一章，这又是她的章节。我喜欢“当”谢库瑞。从一个人物跳到另一个人物可能会让我感到郁闷。

但是，我总是最后写结尾一章。这一点确切无疑。我喜欢开自己的玩笑，问自己结局会是怎样。结尾我只能宣判一次。快到结尾，临结束之前，我会停下来重写前面大多数的章节。

采访者

你在工作时旁边有读者吗？

帕慕克

我总是把作品读给和我共享人生的人。如果这个人说，再读一点给我听，或者说，读读你今天写的东西，那我总会非常感激。这样做不仅可以给我施加一点必要的压力，而且会让我感觉，似乎母亲或父亲在拍着我的背说，干得棒。当然，这个人偶尔也会说，对不起，我觉得这部分不好。就是这样我也觉得不错。我喜欢这种仪式。

我经常会想起托马斯·曼，他是我的榜样之一。他常常把家人聚在一起，包括六个孩子和他的妻子。他常常在所有家人面前读书给他们听。我喜欢这样，就像爸爸在讲故事。

采访者

你年轻时想当一名画家。你对绘画的爱什么时候开始让位于对写作的爱？

帕慕克

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从七岁开始想当画家，我的家人都支持这一点。他们都认为我会成为一位著名画家。但是，我的思想发生了一点变化，我觉得有颗螺丝松了，于是我停止了绘画，并马上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

采访者

有颗螺丝松了？

帕慕克

我说不清这样做的原因。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伊斯坦布尔》。里面有一半是我的自传，一直记述到我改变想法的那一刻。另一半与伊斯坦布尔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孩子对伊斯坦布尔的看法。这本书融合了对一座城市的形象、风景、气氛的思考，一个小孩对伊斯坦布尔的认识以及这个小孩的自传。这本书的最后一句是这么写的，“‘我不想当一名画家，’我说道，‘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原因没作解释。虽然把整本书读下来也许能明白点什么。

采访者

你的家人对你这个决定满意吗？

帕慕克

我母亲觉得失望。我父亲多少更能理解我。因为他在年轻时想当诗人，还把瓦莱里的诗翻译成土耳其文，但是他身属上层阶级，那个圈子对他的嘲笑使他放弃了这一追求。

采访者

你的家人接受你做画家，而不是小说家？

帕慕克

是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不会成为全职画家。从事土木工程业是我们家族的传统。我爷爷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在修铁路时挣了很多钱。我的叔伯们和父亲耗光了家财，但他们都上了同一所工程学校，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他们期待我也去那里上学。我说，好吧，我去。但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艺术家，所以大家认为我会成为一位建筑师。每个人看起来都很满意这个解决办法，于是我去了那所大学。但是，我在那所建筑学院读到一半时突然放弃了绘画，开始写起小说来。

采访者

你决定放弃绘画时，是否脑中已经有了第一本小说的初步构思？这是你那样做的原因吗？

帕慕克

从我的记忆来看，我想成为作家是在我知道要写什么内容之前的事。事实上，在正式开始写作之前，我已经开了两三次头。我现在还留着那些笔记。六个月之后，我开始了写小说的大计划，最后这部小说出版了，书名是《杰夫代特先生》。

采访者

这部作品没有被翻译成英语。

帕慕克

这部作品像《福赛特世家》（Forsyte Saga）或者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一样，本质上是一部家族小说。小说刚写完不久，我就后悔自己写了这么过时的东西。它是一部很典型的19世纪小说。我之所以后悔写它，是因为我在二十五六岁时，给自己强加了这么一种信念：我一定要做现代作家。而小说最终发表时，我已经三十岁，那时我作品的实验性已经比以前加强了很多。

采访者

你在说你想变得更现代、更具有实验性时，你心里有没有榜样？

帕慕克

那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或者托马斯·曼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伟大的作家。我心中的英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克纳。如今在这个名单上，我还要加上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

采访者

《新人生》的开篇第一句是，“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改变。”有什么书对你产生了这种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