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4/9页）

帕慕克

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很重视《喧哗与骚动》（Sound and the Fury）这本书，并买了企鹅出版社的版本。书很难懂，尤其是对我这种英语水平糟糕的人。但是这本书有个很好的土耳其译本，因此我把土耳其文版和英文版一起放在桌上，从这本书上读半段，又回到那本书读半段。这本书对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由此以来，我一直使用的叙述声音就是这本书的残余影响。不久之后，我就开始使用第一人称单数的叙述声音进行写作。大多数时间，我自己在写作里替代他人进行叙述时，比用第三人称叙述感觉要好。

采访者

你刚才说你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花了好几年时间？

帕慕克

二十多岁时，我在文坛上没有什么关系，在伊斯坦布尔也不属于任何文学组织。我第一本书出版的惟一途径，就是参加伊斯坦布尔未发表手稿的文学竞赛。我这么做了，还真得了奖，这本书也就交给一家出色的大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处于很糟糕的状态，因此，尽管他们说，好吧，我们会给你一份合约，但是他们还是拖延了小说出版的时间。

采访者

你的第二部小说出版容易多了，也迅速多了吧？

帕慕克

第二本书是一本政治小说，不是宣传性的作品。我在等待第一本书问世时，已经在写这本书了。这本书我本打算两年半写完。但是，有一天晚上，土耳其突然发生了军事政变。那是在1980年。第二天，我第一本书《杰夫代特先生》的预定出版商就说，即使我们已签过协议，他也不打算出版这本书了。那天我意识到，就算我完成了第二部作品——一部政治作品，我也无法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将它发表，因为军方不允许。于是，我的脑中开始不断闪出以下想法：二十二岁时，我说要当一位小说家。写了七年之后，我希望在土耳其发表点东西……但结果一无所成。现在我快三十岁了，还看不到能发表任何东西的希望。在我的抽屉里，还躺着那部写了二百五十页，但仍未完成的小说。

军事政变后不久，我不想变得消沉，于是开始写第三本书，就是你提到的那本书，《寂静的房子》。1982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时，我正在写它。《杰夫代特先生》反响很好，这意味着我当时正在写的书也可能获得出版。因此，我出版的第二本书，其实是我的第三部作品。

采访者

为什么在军政府统治下，你的小说不能发表？

帕慕克

因为书中的人物都是上层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父母去夏日避暑胜地度假，他们有富丽、宽敞的房子，他们很享受地做着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战斗着，彼此间相互忌妒，他们还策划要炸死首相。

采访者

富有的革命圈子？

帕慕克

上层社会的青年有富人的习惯，他们假装极端激进。但我并未对此作道德判断。更确切地说，我是在以某种方式浪漫地表现我的青春生活。用炸弹袭击首相的想法已经足够让这本书遭禁了。

因此我没能写完这本书。而人在写书的时候，自己会发生变化。你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你不能把以前的自己延续下去。作家写的每一本书，都体现了他自己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人的小说可以被看做他精神成长中的里程碑。所以你没法回到过去。一旦小说的弹性没了，你就再也无法让它动弹。

采访者

你拿思想作实验时，怎样选择小说的形式？你是从一个意象、从第一个句子入手吗？

帕慕克

没有一定的公式。但是我力求每部小说都要以不同的方式写成。我试着改变一切。因此很多读者告诉我，我喜欢你这本小说，可惜你别的小说不是这样写的；或者说，我从来不喜欢你的小说，直到你写出这一本。关于《黑书》，我听到的这类谈论尤其多。事实上，我讨厌听这种话。在形式和风格、语言、气氛和角色，以及对每本书都加以不同考虑等方面作实验，这既是好玩的事，又是挑战。

我每本书的主题可能有多种来源。通过《我的名字叫红》这本书，我想写自己想当画家的雄心壮志。第一次开头并不成功。我想用这本书专门来写一个画家。然后我把这一个画家变成了在画室一起工作的许多画家。视角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还有其他的画家在说话。起先，我考虑要写的是一个当代画家，但是后来，我想到这样一位画家与西方的关系太多、受西方的影响太大，于是我及时收手，改写细密画家。我就这样找到了我的主题。

有些主题需要特定的形式创新或者讲故事的策略。比方说，有时你刚看过某些东西，或者读过某些东西，看过某场电影，读过一篇报刊文章，你会想，我要让土豆说话，或者让狗、让树说话。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你会开始考虑小说的结构对称和连续性。你会感觉：棒极了，以前没人这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