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采访（第2/9页）

采访者

因此可以说，有人对你的广受欢迎做出了不友好的反应？

帕慕克

我十分相信，这是对我的销售数字与政治评论的一种惩罚。但是，我不再想谈论这些了，因为这听起来，好像是我在进行自卫。也许我把整个情况都弄错了。

采访者

你在哪里写作？

帕慕克

我总觉得，睡觉的地方或者与伴侣一起居住的地方应该和写作的地方分开。家庭习惯和琐事不知为何总会扼杀想像力。他们会杀死我心中的恶魔。家庭生活平平淡淡的日常习惯，会让我们对其他世界的渴望逐渐消失，而这渴望正是想像力运转的源泉。因此，多年来，我总是在办公室或是家外边的某个小地方工作。我总是有不同的公寓。

不过，我也曾在美国待了长达半个学期。当时，我的前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住在给已婚学生居住的套房里，根本没有空间。因此，我只好在同一个地方睡觉，写作。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想到家庭生活。这让我不安。于是，我常常会在每天上午开始写作时和妻子说再见，就像一个去上班的人那样。我会离开家里，绕着几个街区走一圈。那样，再回到家中时，我感觉就像到了办公室一样。

十年前，我发现一套公寓，它俯视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可以看到古城的美景。可以说，这里能看到伊斯坦布尔最美的景色。它离我居住的地方步行有二十五分钟的路程。公寓里装满了书，我的书桌对着外面的风景。平均每天，我要在这里待上大概十个小时。

采访者

每天十个小时？

帕慕克

是的，我是个努力工作的人。我享受工作。有人说我野心大，也许这话有点道理。但是我热爱我做的工作。坐在桌边，我很享受，就像一个在玩玩具的小孩儿。本质上这是工作，但它也是快乐和游戏。

采访者

奥尔罕，《雪》中与你同名的叙述者，说他自己是一个职员，每天在同一时间坐下来上班。你写作也是这样吗？

帕慕克

我是在强调小说家的职员本性，并把它和诗人的本性相对比。在土耳其传统中，诗人有极高的声望。成为诗人是一件极受欢迎、令人尊敬的事。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政客都是诗人。但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诗人。数百年来，做诗人是确立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一种方式。这些人大多数把自己的诗歌收集在手稿里，即所谓的迪万诗。而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的宫廷诗即被称做迪万诗。一半的奥斯曼政客都写迪万诗。这是一种复杂、有学识的写作方式，有很多条条框框。这种诗很传统，喜欢重复。在西方思想传入土耳其以后，这种传统融合了浪漫、现代思想对诗人的看法，即诗人渴望真理。这又给诗人的声望添加了砝码。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说，小说家是凭借耐心，像蚂蚁一样缓慢地完成长途跋涉的人。他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不是其恶魔似的、浪漫的想像，而是他的耐心。

采访者

你曾经写过诗歌吗？

帕慕克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十八岁时写过诗，并在土耳其发表过一些，但是接着我就放弃了。我的解释是：我觉察到，诗人是那种上帝通过他来说话的人。诗歌会让你像中了邪似的。我试着写诗，但是一段时间后我认识到，上帝没在和我说话。我为此感到遗憾，然后努力去想，如果上帝要通过我说话，他会说什么呢？我开始非常小心、缓慢地写作，想把这事弄明白。而答案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于是，我开始像职员一样工作。有些别的作家会认为这种表述有点侮辱的味道。但是，我接受这种表述，我工作得像个职员一样。

采访者

你是说，时间证明写散文对你来说要容易些？

帕慕克

很不幸，不是这样。有时候我觉得书中人物应该走进房间，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样让他进去。我也许过于自信，但有时这样并不好。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作实验，而只是把涌到笔头的东西写下来。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在写小说，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了点进步。我现在有时还会走入死胡同，而我本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了。人物无法进入房间，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还会有这种事！都三十年了。

把书分成许多章节对我的思考方式很重要。写小说时，如果我事先知道整个故事线索——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也是如此，我就把它分成章节，然后仔细设想在每章里要发生的细节。我不一定从第一章开始，然后按顺序地写其他章节。即使在我文思不畅时，它对我来说也不是坟墓，我会继续写我喜欢的内容。我会从第一章跳到第五章，等我又不喜欢了，便会再跳到第十一章，从那里继续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