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安德烈·纪德（第3/5页）

虽然坦皮纳的文章以赞扬纪德的“正义感”和“纯粹的思想”结尾，但是，文章前面部分仍然暗示出，他对《日记》里那些令人不快的句子有所察觉。只是出于情有可原的谦恭，他没有讲得很详细。坦皮纳的老师兼导师，20世纪土耳其最伟大诗人之一的雅哈亚·凯末尔（Yahya Kemal），也读过纪德土耳其之行的记述。他写给A.Ş.希萨（A. Ş. Hisar）的一封信（发表于雅哈亚死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封信里，他把纪德的笔记描述成“一部旨在以最毒辣的语言，对土耳其精神进行辱骂的游记”。他接着还抱怨说，“在所有针对我们的诽谤性作品中，这是最恶毒的……读这本书简直让我精神分裂。”整整一代人读过纪德这本书。大家都在沉默中原谅了那些侮辱之词，就好比原谅了一次疏忽大意。他们不时也会悄悄谈论那些侮辱性的内容，但是没有什么举动，似乎那些侮辱之词并没有写在书中，或者只当那些侮辱之词已被锁在日记里了。纪德的《日记》选文被译成土耳其语由教育部出版时，有关土耳其的评论被悄无声息地抹掉了。

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坦皮纳谈到纪德的《人间食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对土耳其诗歌的明确影响。是纪德，在土耳其作家中引发了写日记并在生前就发表的潮流。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奴鲁拉赫·阿塔克（Nurullah Ataç），第一个开始写纪德式的《日记》。它不像是自白，更像是长篇激烈的演说。这种日记形式，在下一代的批评家那里也有不少仿效者。

我开始怀疑：说到这么多细节，我是否忘记了真正的问题。纪德对自己在巴尔干战争后的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之行，以及他对土耳其人的厌恶之情所做的描述，与坦皮纳还有整个一代土耳其作家对纪德的崇拜事实总是互相矛盾的。这样看问题有必要吗？我们崇拜作家是因为他们的文辞、价值观和文学威力，而不是因为他们赞同我们，赞同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报刊连载的《作家日记》里，描述了他第一次去法国所见到的情形。他不厌其详地谈论法国人的虚伪，声称法国人崇高的价值观正被金钱所腐蚀。纪德读到这些文字，仍然不为所阻地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不为所阻地写成了一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坦皮纳，他也同样崇拜痛恨法国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拒绝蜷缩到狭隘的爱国主义里。他展示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欧洲态度。

1862年，愤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布，博爱精神已经离弃了法国。他接着还概括了“大体上的法国本质和……西方本质”。当他把法国等同于西方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纪德没有区别。坦皮纳的观点也一样。不过，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法国和西方的愤慨日益强烈，反而带着一种迷惘、某种程度上因负罪深重而生的敬意。现在，我准备回答我先前提到的问题：去崇拜一个嘲讽你所生活的国家及其文化、文明的作家，可能不是一件矛盾的事情。思想的两种状态——蔑视和崇拜——紧密地连在一起。从我的窗户望去，欧洲是一种两者兼容的思想。在我看来，欧洲或者西方，不是一种充满阳光、启人心智、宏伟灿烂的思想。我看到的欧洲，是一种紧张对立，一种出于爱和恨、渴望和羞辱的激烈对抗。

我不知道纪德在天真地宣布自己的法国、自己的西方文明为“一切中最美好”的事物之前，他是否非得去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跑一趟。但是，纪德眼中看到的伊斯坦布尔，是一种和他自己的文明完全不同的东西，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化的奥斯曼和土耳其知识分子像纪德一样，一直相信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都是与西方毫无联系的地方。但是，对令纪德感到烦心、鄙夷的地方，他们却怀有崇敬感和归属感，这使他们陷入了身份危机。当他们像坦皮纳一样过分认同纪德时，他们被迫在沉默中放弃了自己对欧洲的诋毁性评价。当他们站在欧洲边缘时，在东西方力量的撕扯下，他们被迫比安德烈·纪德更加相信欧洲。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纪德嘲弄性的评论并不妨碍他对土耳其文学产生强大的影响。

我认为，西方并不是一种概念，不能通过研究创造了它的历史和伟大理想，就对其进行探讨、分析或者加以恢宏放大。它一直是一种工具。只有在将它当做工具时，我们才能进入“文明进程”。我们渴求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欧洲见到了它们。我们用欧洲的威望来证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我们国家，欧洲的概念使诉诸武力、激进的政治变革、无情的割断传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大家认为西方强调上述的欧洲概念，反映实证功利主义。有了这样的想法，很多东西，包括从增加妇女的权利到违反人权，从民主到军事独裁等等，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我整个一生里，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日常习惯，从餐桌上的举止到性道德，都受到了批判，发生了变化，因为“欧洲人是那么做的”。这些事情我反反复复地在收音机上听到，在电视上看到，还曾听母亲说过。这种论调不是基于理性，而是排斥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