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安德烈·纪德（第2/5页）

因为安德烈·纪德是那种世间罕有的人。单凭他的名字，就可以将文明最美好的方面奇迹般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在战争时期，有两个人经常闯进我的脑海。在那个败落、萧索的欧洲，在那片未来无法预测、令人绝望的黑暗中，这两人就是我的拯救之星。第一个人就是纪德——我不知道他当时在哪——第二个就是瓦莱里，我听说他住在巴黎，没有酒，没有香烟，甚至没有面包。

坦皮纳接下去比较了瓦莱里和纪德的作品，结论是：“就是靠这两位朋友，欧洲才得以在最纯粹的形式里、最广泛的意义中存活。通过重新创作老故事、重新树立老故事的价值意义，他们从侵略者嘴中挽救出一种代表人性本质的文化……他们给这种文化赋予了人性的形式。”

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是很多年前的事，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这篇文章有典型的“欧洲味”，还有点做作。我觉得它做作甚至冷漠的理由是，当时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数百万人失去了家人、家园和国家，而坦皮纳却对一位作家缺酒少烟如此关注。作为欧洲人，我崇拜纪德不是因为他代表了欧洲，而是因为这个作家的与众不同。而坦皮纳却把他看做整个欧洲文化的“人性的形式”，还在琢磨、担忧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

纪德在他那著名的《日记》（Journal）里，以随笔作家的恣意笔调，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想法。这使我们能够进入他那孤独的世界，分享他的恐惧、疑惑和繁复的思想。纪德把这些记录了自己最隐秘、最具个人化想法的笔记，交给了出版商，使这些笔记在他生前就得以发表。虽然，这可能不是现代最著名的日记，但却受到了高度好评。《日记》中前几卷对土耳其有些气愤和嘲讽的评论。他在1914年巴尔干战争之后，曾访问过这个国家。

首先，纪德描写了他在去伊斯坦布尔的火车上碰到一个土耳其青年的故事。这位帕夏的儿子在洛桑学习了六个月的艺术。此时，他胳膊下夹着一本左拉的流行小说《娜娜》（Nana）正要回伊斯坦布尔。纪德觉得此人肤浅、做作，就把他写成了一个逗笑的人物。

纪德到达伊斯坦布尔之后，发现这座城市和威尼斯一样令人讨厌，他感到非常不悦。这里的一切都是从别处挪来的，要么是用钱买过来的，要么是用武力夺过来的。伊斯坦布尔惟一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离开这座城市。

“没有一样东西是从当地生长出来的，”他在日记里写道，“由这么多种族、历史、信仰及文明的摩擦和碰撞而产生的厚厚泡沫下，没有任何本土的东西。”

然后他改变了话题。“土耳其的服装，是你能想像到的最丑的服装。这个民族，跟你说实话，只配穿这样的衣服。”

他接着大声坦诚地宣布，在他之前的很多来客，都有一个心知肚明，但却秘而不宣的想法，那就是：“我的心无法喜欢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如果我无法喜爱住在那里的人。”

他忠于自己真实想法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完全否定了他正在参观的国家：“我这次出行的教育意义与我对这个国家的厌恶程度成正比，”他写道，“我很高兴以后我不会再喜欢这里了。”

瑞典学院赞扬纪德的作品是“热爱真理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自蒙田和卢梭以来，在法国文学中一直必不可少”。纪德对真实记录自己想法和印象的激情，促使他敢说他人不敢说的话。他从土耳其回去后，是这样谈论欧洲的：

我以前一直认为，不只有一种文明，不只有一种文化可以领受我们的爱、配得上我们的热情……现在我知道，我们西方（我要说的是法国）文明不仅是最美丽的；我相信——我知道——它是仅有的文明。

纪德的话语在政治上的错误，为他轻而易举地在美国的大学里赢得了赞誉。这说明，对真理的热爱并不总会导向政治公正。

但是，我的目标并不是要针对纪德那惊人的坦诚，或是他那粗俗的种族主义。我爱纪德——爱他的作品、他的人生和价值观。这种喜爱的程度不亚于坦皮纳。我年轻时，纪德的书在土耳其很受人喜爱。我父亲的书房里，收集了纪德所有的作品。他对老一代人来说很重要，对我也同样重要。

我知道，如果我头脑里带着两种对立的想法去认识欧洲，那么我就能最好地理解欧洲的概念。第一种想法是，纪德对其他文明的嫌恶感——包括对我们土耳其文明的嫌恶感。第二，坦皮纳对纪德的那种崇敬感，以及通过纪德的影响而形成的对整个欧洲的崇敬感。我只有将鄙视和崇拜、恨和爱、厌恶和迷恋融在一起，才能表达清楚欧洲对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