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安德烈·纪德（第4/5页）

坦皮纳听到纪德获诺贝尔奖时喜不自禁。如果我们能记得，西化知识分子依赖的是一个关于西方的理想，而不是西方本身，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了。一个像坦皮纳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即便他是为传统文化、古代音乐和诗歌，以及“前辈们的敏感性”的消失而感到遗憾的那种人，他也只能批判他自己的文化，只能从保守的民族主义转向具有创造力的现代状态。他非常执迷，坚信理想的欧洲或西方是一个神仙的世界。至少，这种迷执使他能在两个世界之间打开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批评空间。

另一方面，如果认定了西方具有神话式的形象，那么连坦皮纳这种深沉而复杂的作家也会像纪德那样天真而庸俗地将西方文明理想化，正如纪德所言“西方文明是最美的”。这样的欧洲梦离不开一个矛盾敌对的他者。西化的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知识分子未能公开反对纪德那些粗鲁、侮辱性的言辞，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种默默的负疚感，一种连他们自己都可能没有认识到的负疚感。他们有可能私下里同意纪德的观点，但是却把这种想法掩藏在锁住的日记里。

很多西化的土耳其人的确认同纪德的观点。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们的这种倾向时而在密声窃语里有所流露，时而在高声畅谈中袒露无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观念是在什么地方和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的，而后者的作用是要滋养前者，并使其有形可依。纪德以及另外一些西方人都写到了土耳其人、伊斯兰教、东方和西方。他们的观点不仅为最后的一批青年土耳其党人所采纳，而且还融进了土耳其共和国的建国理念。

土耳其共和国的奠基者，国家之父阿塔图尔克，在1923年到1930年代中期，即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伊斯兰文字变成了拉丁字母，伊斯兰日历换成了基督教日历，休息日改为星期六，而不再是星期五。在实行改革后，他还推行了其他改革。例如，增加妇女的权利，这给社会造成了更深刻的影响。西化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捍卫改革，民族主义者和保守分子则对他们发起攻击。在今天的土耳其，双方的争执仍然是最具意识形态的讨论之基础。

阿塔图尔克最初的改革之一，是在1925年把公民穿西式服装纳入法律条文。当时共和国成立刚刚两年。尽管法律规定，每个人要像欧洲人一样穿戴，但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穿衣标准仍然严格受传统的控制，要求人们按照宗教条例进行穿戴的做法，仍在延续。

1925年，适值纪德关于土耳其人的评论发表一年之后，阿塔图尔克在他的安纳托利亚之行中，宣布进行服装革命。他主要的观点如下：

例如，我在人群中遇见一个人在我面前（他用手比划着）。他头上戴着土耳其毡帽，毡帽上缠了一块绿色的头巾，穿着无领衬衫，还在外面套一件我穿的这种夹克。这是什么服装？一个文明人会打扮得如此古怪，让整个世界来嘲笑他吗？

我把这席话和纪德的评价放在一起，是想知道阿塔图尔克是否和纪德一样，看不起土耳其的民族服装。我们不知道阿塔图尔克是否读过纪德的评价。不过，我们知道雅哈亚·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一名追随者）读到了这些评论，还在一封信里表达了其强烈的愤慨。然而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阿塔图尔克像纪德一样，认为服装可以衡量文明的程度：

但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们宣布他们是文明人时，他们必须要证明他们在家庭生活里、在生活方式里也是如此。一种服装，如果半像长笛、半像来复枪管，那么它既不是民族服装，也不是国际服装。请您原谅我这样说。 

阿塔图尔克对于私人生活的看法，可能反映了纪德的观点，也可能没有。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很明显，阿塔图尔克把欧洲等同于文明。那么自然而然，凡是不属于欧洲的东西，就是令人羞耻的、不文明的。这种羞耻和民族主义紧密相连。西化和民族主义同出一源，但是负罪感和耻辱感也都混杂其中。这一点，我们从坦皮纳身上可以看到。在我的这部分世界里，欧洲思想深深地、非常“隐秘”地吸收了同样的情绪。纪德和阿塔图尔克都把20世纪初土耳其人穿的丑陋服装，看成是土耳其被置于欧洲文明之外的标志。纪德用以下几个词概括了一个国家与其服装的关系：“这个民族，跟你说实话，只配穿这样的衣服。”

但是，阿塔图尔克相信，土耳其的服装是在错误地代表着他的国家。在同一次巡视全国时（当时，他正在推行服装改革），他宣布：

如果向世界展示一颗涂满了污泥的珍贵珠宝，有任何意义吗？告诉人们在污泥下藏着一块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宝石，难道不应该这么做吗？当然，最重要的是清除污泥让珠宝显现出来……一种文明的、国际化的服装，等于在我们身上饰以珠宝，这样的服装才配得上我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