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安德烈·纪德

我八岁时，母亲送给我一本带有钥匙和锁的日记本。我视它如珍宝。这本制作精美的笔记本不是外国进口货，而是土耳其制造的。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其本质也同样有趣。在我收到这本雅致的绿色日记本之前，从未想过会拥有一个私人的笔记本来记录自己的想法，也从未想到过自己可以把笔记本锁起来，而钥匙就放在口袋里。这也许是我拥有的第一把钥匙。这意味着我可以创造、拥有并掌控着一个秘密的文本。那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私密的领域。它让写作的念头更具诱惑力，因此激励了我的写作。此前，我从未想过，写作是要在私下里进行的。我只是模糊地认为，人们要写报纸上的那种文章，写书上、出版物上的那种文章。现在，我那上了锁的笔记本似乎在轻声对我说：把我打开，写点东西，但不要让任何其他人看。

正如历史学家们有时提醒我们的那样，伊斯兰世界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太多的关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家把伊斯兰世界不记日记的习惯当做一种缺点，认为它体现了私人空间的缩减，并且暗示了社会压力对个人表达的镇压。

但是，伊斯兰世界有很多未受欧洲影响的地方，可能也记有日记，一些发表过的、加有注释的文本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日记的作者可能把日记当做备忘录来写。他们不会为了后代而写日记，因为他们没有给日记作注释或者将日记发表的传统。大多数的日记后来都毁掉了，要么是故意被毁，要么是出于偶然。从第一眼来判断，发表日记的想法，甚至把日记给别人看的想法，对日记的概念本身所含有的私密性都是一种嘲讽。写日记用来发表的想法，暗示了某种有意识的巧诈和假冒的隐私。但另一方面，这又扩大了私人领域的概念，而且，这种做法也扩大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影响。安德烈·纪德在探讨这种写作可能性的方面，是一位先驱。

1947年，“二战”刚结束不久，纪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七十八岁的纪德正处于声名鼎沸时期，被拥立为法国最伟大的在世作家，而当时的法国，仍然被看做是世界文学的中心。纪德不怕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出人意表地谈论政治事务，也可以以同样的态度放下这一话题。他热情洋溢地坚信，“人类的真诚”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让他树敌不少，但也赢得很多崇拜者。

很多土耳其知识分子都崇拜纪德，那些对巴黎怀有敬意和心存向往的人尤其如此。最有代表性的是艾哈迈特·哈姆迪·坦皮纳（Ahmet Hamdi Tanpınar）。纪德在获得诺贝尔奖时，他给共和党亲西方的报纸《共和国报》（Cumhuriyet）写过一篇文章。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可能没听说过坦皮纳这个人，所以在把他的文章摘要读给你们之前，我想对他稍加介绍。

坦皮纳是一位诗人、随笔作家和小说家，比纪德年轻三十岁。今天，他的作品被当成现代土耳其文学的经典之作。左翼人士、现代主义者、西化分子都对他评价很高。保守分子、传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对他大加赞扬。大家都把他当自己人加以拥护。坦皮纳的诗歌受到瓦莱里的影响，小说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随笔则受到纪德的逻辑性和缺乏节制等特点的启发。但是，土耳其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如此爱戴他，不是因为他受到了法国文学的启发，而是因为他以同样的热情与奥斯曼文化紧密相连，特别是与它的诗歌和音乐密切相连，在这些人眼中，他的作品不可或缺。他对前现代文化中安宁的尊严和欧洲现代主义，给予了同样密切的关注。这造成了一种迷人的紧张感——坦皮纳心怀内疚带给我们的紧张感。在这一方面，他让我们想起另一位非欧洲作家谷崎润一郎。这位作家也知道，他们国家的传统和西方的紧张对立是产生痛苦的一大来源。但是和谷崎润一郎不同，坦皮纳从暴力、痛苦以及这种紧张对立所制造出来的悲痛中，找不到任何快乐，他更愿意探讨在两个世界中左右为难的民族所经受的悲痛和辛酸。

现在我要引用坦皮纳五十年前发表在《共和国报》上的文章：

自从战争结束以后，国外传来的消息带给我的快乐，还没有几条可以和宣布安德烈·纪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相比。这种可敬的姿态、这种当之无愧的赞礼，打消了我们的恐惧：因为它向我们证明了，欧洲仍然屹立着。

虽然欧洲被灾难的风暴蹂躏过，虽然它的许多国家都被摧毁，虽然它可怜的人们仍在等待久违的和平，虽然还有八个国家的首都在他国的占领下日益凋零，虽然法国和意大利仍然内乱不息，但是欧洲依然屹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