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宗教节日时的家庭用餐和政治

节假日时我喜欢看亲戚,特别喜欢去看望叔伯们、姨婶们、远方的亲人、年长的亲戚和有地位的亲戚。我们的姨婶和年长的叔伯们一致约定,在假日期间的往来走访里,尽量对孩子们“好一些”。他们有什么好的都会给我们小孩——甜言蜜语、追忆往事、和悦的谈话——最终,他们也真做到了对孩子们好一些。但是反过来看,这件事却暗示着我们不愿相信的另一面:对别人好,原来是很费劲的事。今年,我再次听到那些童年的笑话,它们常常令我会回想起儿时的布谷鸟自鸣钟。我享受着假日给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寂静、大快朵颐地品味那一成不变的土耳其快乐。这时,我感觉到一种邪恶的存在。让我试着来描述一下。这种邪恶,我认为,来源于绝望和忌妒。所有那些叔伯和远亲,那些亲吻自己女儿的亲戚们,所有那些我童年时令人敬畏的英雄们,他们都曾一度把自己当做西方人,但是现在,他们似乎失去了信仰。他们对西方感到气愤。

宰牲节本来完全是一个宗教性的节日,借此可以把我们的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但是,在我整个童年的经验里,这个节日以及其他的伊斯兰节日都不是作为宗教传统来庆祝的,而是在庆祝西化和共和。在社会中上阶层,在尼尚塔石和贝尤鲁,大家都重视假日本身,而对用羊羔来祭祀则毫不关心,更不用提用易斯哈格[1]做祭祀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假日,每个人都会穿上最正式的西式服装。他们穿上夹克,打上领带,用利口酒招待客人,然后所有的男男女女按照西式风格围着一张大桌坐下,吃上一顿“西”餐。二十四岁时,我读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小说中的家宴和我祖母家的假日聚餐既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又有惊人的不同。我之所以感到震惊,也绝非偶然。我的脑袋里就是装着这些印象而坐下来写《杰夫代特先生》这本书的。当我们看到别的作家和我们有相似的经历时,受到鼓舞的我们不但要去识读差异,还要描写,尤其是还要探讨差异。我在这本书里同时讲述着关于共和、西化的故事。我这第一部小说里的人物,像我的祖母一样,为自己对西方毫无所知而焦急,就连那些保持着旧式群体精神、带有共同目标的人也是如此。我不再喜欢这种群体精神和共同目标,但是我的亲戚们在表达他们对西方的渴望和兴趣时,所抱有的那种孩子气的天真,仍然让我心驰神往。然而,通过这些节假日的亲戚往来,我注意到,在那些对日常事务、报刊标题、年长亲戚所表露的愤怒而进行的讨论和追忆中(这是以平常谈话的方式自然进行的),有一种不安定因素: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正在遭受痛苦与愤怒,对自己的梦想已经失去了希望。

他们似乎在重新考虑西化的问题:以前盲目地相信西方启蒙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会误导我们轻视传统,偏离自己的历史!永别了,有着老式节假日聚餐的童年时代,同时随之一去不复返的还有人们的希望、天真和孩子气的好奇心。在那些想西化的人中有一种真诚的愿望:他们想了解怎样才能变成西方人。这种认为可以从西方学东西的信念,在那时非常强烈,而且整个情绪也很乐观。但到1998年我去探望亲戚时,却发现,大家开始异口同声地诅咒欧洲,无论是在电视机前悲惨嘟囔的年长亲戚们,还是他们那些如今已是富裕中年人的孩子——这些人是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掌握着土耳其的大部分财富,却喜欢去巴黎或者伦敦购物。欧洲以前让大家感兴趣的东西,现已不复存在。同样,我童年时人们去参加假日聚餐穿的夹克、领带也永远消失了,也许事情就该如此。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对西方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只有愤怒是真实的。我们见证了自己国家与欧盟的谈判,目睹了自己虽然费尽力气想做西方人,但西方却仍然不接受我们,明白了人家无非只是想左右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人权的内容。在这之后,我们感到了愤怒。这种愤怒折磨着那些童年梦想都已成真的老人们——现在这种情况到处都是。

他们说,在西方“也”有折磨人的现象。他们说,西方的历史充斥着压迫、折磨和谎言。他们说,西方真正的兴趣并不是人权,而在于自己的先进性。在某某欧洲国家,他们“也”以某某方式迫害少数族裔;在某个欧洲城市,警察“也”以野蛮的暴力压制公民中强烈的不满情绪。其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如果欧洲人在欧洲犯下了罪行,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继续犯下罪行,而且甚至可以变本加厉。他们的意思也许是说,如果欧洲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我们应该仿效那些虐待者、审讯者和两面派的撒谎者。我童年度假时,见到某些凯末尔主义乐观分子很推崇欧洲文化,推崇它的文学、音乐和服装。欧洲是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共和国七十五岁之时,欧洲已经开始被看成是罪恶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