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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搭上巴士又下了车，游走各巴士站，行遍购物区，四处搜寻公司登记处及分区办公室，在小巷里打探，走过有喷水池、猫和咖啡馆的广场。过了一段时间，在落脚的每个小镇、在所有走过的人行道、在每家停下来买茶饮的咖啡馆逗留后，我认为自己追查出关于这桩无情阴谋的线索，发现上述地点与十字军、拜占庭帝国及鄂图曼帝国有所关联。看到对面街上把我当成观光客，意图兜售新压印拜占庭币的小孩时，我纵容地对他们微笑；当理发师傅把颜色像尿一样的新乌拉图牌古龙水倒在我的脖子上，我拔腿就跑；发现过去如雨后舂笋冒出的露天市集壮观的出入口如今被拆卸，堆得像西台废墟，我也毫不惊讶。我的想像力像脚底下的柏油路一样，已经被午间烈日烤软，但还不致揣测札基科学验光中心门口，那座真人大小眼镜招牌上的十字军骑士，扬起的灰尘有啥玄机。

但另外几次，我发现那些要这片土地拒绝改变的保守反动阴谋，就将垮台了；因为我知道把洗好的衣服高高挂起的市集、附近的杂货店和街道，这些十四年前我和嘉娜曾认为坚强稳固如塞尔柱帝国碉堡的地方，现在将被来自西方的狂风吹垮。省会餐馆里向来用以凸显其尊贵的水族箱、里面的鱼，以及室内的沉静气氛，如同有人暗中下了指令般，突然间全部消失了。过去十四年来，到底是谁决定不仅主要街道，甚至尘灰的小巷弄也伴随体面塑胶看板上张牙舞爪的商品讯息一起萌芽?是谁下令砍伐镇民广场上的绿树?看看凯未尔雕像，它被一栋栋看起来活像监狱外墙的水泥公寓包围。我怀疑究竟是什么人，规定各家阳台栏杆要单调统一。是谁教这个小孩对巴士丢石头?哪个人想出使用有毒防腐剂清洁饭店房间?是谁把盎格鲁撒克逊美女两腿夹着卡车轮胎的日历，分发到全国各角落?什么人规定，大家在不熟悉的地方，如电梯、外汇兑换柜台、等候室，必须对他人流露敌视的神情?

我未老先衰。我很容易疲倦，步行愈来愈少。我不知道如何任川流不息的人潮中拖着身躯前进，并逐渐从他们之中消失；对那些以手肘推挤我的人，在窄小的人行道以牙还牙时，我不会去看他们的脸，而且很快忘了他们的模样，就和塑胶广告看板上那些一个个跳出来、数不清的律师、牙医、金融顾问一样。当年，嘉娜与我对那些活脱由细密画中走出的纯朴小镇及附近街道为之着迷，我们快乐地四处走逛，感觉它们仿佛是得到好心老太太恩准而得以进入玩耍的后花园；现在这些地方为何变成恐怖的舞台布景，而且每个都像极其他地方的复本，亢斥着危险信号和惊叹号。

我看见酒吧与啤酒屋在清真寺，以及退休之家附近等最不可能开设的地方开张。我亲眼看见一个斜视的俄罗斯模特儿提着一箱衣物走过一个个小镇，在巴士上、戏院或市集表演一人服装秀，再把展示过的服装卖给面罩遮脸、戴着头巾的我国妇女。我发现在巴士上兜售微缩版古兰经（比我的小指还小）的阿富汗移民，已经被叫卖塑胶棋盘、酚醛树脂制双眼望远镜、战争勋章、里海鱼子酱的俄罗斯及乔治亚家庭取代。我曾碰到一个看来一直在寻找女儿的男人，那个穿着牛仔裤的女孩已在雨夜的车祸中与心爱的他携手赴黄泉，嘉娜和我则幸运生还。我看见因为那场未宣而战的战争，由此废弃的阴森库德族村庄，还见到步兵团对着远方崎岖山头的漆黑处狂轰猛炸。在一座游荡的失业年轻人与当地天才齐聚，测验谁比较行、谁比较幸运、谁比较猛的录影带商场，我目睹一种集满两万五千点后，粉红色的电玩天使就会现身对你甜甜一笑的电玩游戏（日本人设计，意大利人将其实体化），仿佛是要许好运给我们这些坐在霉味冲天、灰尘满布房间里摸黑拼命按钮的歹运人。我看见一个浑身散发浓烈OP牌刮胡皂味道的男人，张嘴朗诵已故记者占拉尔·萨里克死后才被发表的专栏作品。我看见刚刚转会过来的阿尔巴尼亚和波士尼亚足球员，还有他们漂亮的金发妻子，坐在新近发迹的小镇广场咖啡馆喝可口可乐；这个小镇的旧式木造宅邸被拆卸一空，改建钢筋水泥公寓大楼。我也在小客栈和人潮多如跳蚤的市集，看见那些不安的影子，据我推测是精工或舍奇索夫；展示弹性绷带和疝气病人图片的药房窗户上，或者对街商店的橱窗上，也看得见他们的身影。无论在饭店房间或巴士上，夜里有时我沉浸在快乐的美梦中，有时却被恶梦笼罩。

趁我们还没离题过头，一定要提及抵达最后一站桑帕札尔之前，我在偏远的卡提克小镇短暂逗留，妙医师曾希望在那理定都。但我发现，受到战争、移民、零散的记忆流失、一大群人，以及恐惧和臭味的影响，小镇变化很大——因为我的无能，你一定得用猜的，才能拼凑出为什么在街上如无头苍蝇乱窜的人潮中，我的脑袋会失去作用——我变得焦虑，害怕唯一保有的关于嘉娜的记忆，可能随之流失。药房窗口陈列的日本制电子表可以作证，基于事实和我眼见为凭，妙医师的大阴谋论，以及受他差遣的手表密探组织，早已瓦解；雪上加霜的是，拥有软性饮料、汽车、冰淇淋与电视机经营权的业者，已在购物区栉比鳞次，一排接一排，展示他们的舶来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