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越洋之路（第4/9页）

他们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读过的报纸偶尔会刊登一点最近的巴黎时尚、简短的法国政治以及犯罪方面的报道，同时会定期有一些关于新运来的法国葡萄酒、壁纸、刺绣或男式手套等货物的通告，他们对法国的认识也就仅此而已。他们想象中的巴黎大部分就是那些出现在旧书或廉价杂志等印刷品上的著名桥梁、宫殿等景观的复合体。

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熟悉拉封丹寓言，或者读过伏尔泰、拉辛或莫里哀作品的英译本，不过这也就是他们法国文学的全部概念了。当然，没有人能够提前预知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巴黎将见证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以及波德莱尔伟大时代的开端，更谈不上有人能知道画家德拉克罗瓦，音乐家肖邦和李斯特了。

但是，他们应当知道法国陆军、海军以及法郎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作用；他们知道拉法耶特的重要地位，知道随着1826年杰斐逊和亚当斯的相继去世，拉法耶特成了为美国独立而战的英雄中仅存于世的元勋了；他们知道拿破仑，还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恐怖时期”的可怕；最新的印象应当是最近的动荡，也就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在这次仅持续了三天的动乱中就有约3000条性命丧生于新的“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普手中。

路易·菲利普出身于法国奥尔良有势力的贵族家族。这位新的统治者年轻时就支持1789年的大革命，在1793年逃离“恐怖”之前，一直在共和军中担任军官，作战勇敢。他在外流亡多年，不能返回法兰西。路易·菲利普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人，他成为国王主要是靠人气很旺的拉法耶特的支持。

当“七月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人们举国欢庆，三色旗飘扬在美国的各个城市，剧场戏院到处响起《马赛曲》的旋律，纽约游行庆祝的队伍排出了2.5英里。美国人知道路易·菲利普离开法国流亡期间，在美国生活了3年，到过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他二十几岁，彬彬有礼，没有多少财产，走到哪里都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曾在波士顿的一家牡蛎店当过服务员，还曾到过弗农山庄成为乔治·华盛顿的座上宾，所有这些，加上拉法耶特的拥护，都决定了美国人对巴黎的新政权作出的反应。

除了库柏和摩尔斯之外，19世纪30年代去巴黎的人当中没有几个人出过海，连一艘海船也没有乘过，不管前景多么诱人，一想到要海上航行就让人头疼。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先航行到英国，然后再渡过海峡；另一条就是直接航行到勒阿弗尔港。第二条路是大家认可的路线。但不管走哪条路线，都意味着3000英里的航行，有从纽约到太平洋海岸那么远。如果受风向不定的干扰，航行距离甚至还要远，风的干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路上没有可以停靠的地方。

当时汽艇已经频繁出现在美国的江河及沿海了，但是直到1838年，蒸汽动力的轮船才横渡了大西洋。当时帆船的海上航行时间并不比本杰明·富兰克林1776年去法国海上航行的平均时间短。人们希望能用3周的时间完成航行，如果条件理想的话，也许用的时间更短，但事实上很可能航行要历时一个到一个半月。

另外，船也不是正规的客轮，有人订的船票是邮轮，往好里说，也只能算是货船载客了。不过，即使是最好的舱位也跟豪华的概念相差甚远。也许连续几天甚至几周会遭遇风浪，可能会甲板倾斜，瓷器、家具横飞，更别说晕船和事故了。拥挤的船舱里根本没有隐私，难以下咽的饭菜，再加上无法忍受的单调都是可以预见的，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海底。人人都知道大洋的凶险。

1822年，“阿尔比恩”号邮轮载着28名乘客从纽约出发，在爱尔兰沿海遭遇了巨大风浪，船撞上了礁石，只有两名乘客获救，遇难的乘客中就有几个人是去巴黎的。1826年春天，就在詹姆斯·库柏及全家航行去巴黎的那个时候，一艘名字恰好是“危机”号的伦敦邮轮，在海上失踪了近三个月，事实上后来也音信全无。

所有那些航海去往法国的人都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别人手中。为了去法国，他们远离了朋友、家人和家乡，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完全地脱离了出来，数月甚至也可能在将来的数年间离开自己所热爱的一切。在许多外出的游子们都很熟悉的《札记集》一书中，华盛顿·欧文描述了他第一次横渡大西洋的情形。他说，在陆地上旅行总有“连续不断的风景”给人一种仍然和家乡连接在一起的感觉。

但是远距离的海上航行就把我们和家乡之间的联系一下子切断了，我们意识到自己被从稳定实在的生活状态中抛出，投入到了一个漂浮不定、没有安全感的世界里。我们和家乡之间凭空多出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不是仅存在于想象中的，而是实实在在的。这条鸿沟里有暴风雨，有恐惧和不安，我们看到了显而易见的距离以及返回途中的重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