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复兴抑或继续（第4/8页）

……显然，他向恒河岸边的隐士请教过如何凝思、聚神、屏息，唤醒盘旋于脊柱底部的蛇形火焰，它穿过意志中心而升腾，直达头顶上的千瓣莲花，超越了“我”，发现了“自我”。

有一天在巴纳拉斯，一个学文学的学生向巴韦请教四世纪晚期诗人迦梨陀娑创作的梵文戏剧《沙恭达罗》。对于了解《沙恭达罗》的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话题，从译本来看，《沙恭达罗》像是一部关于“相认”的传奇小说，而实际上它却被认为是梵文文学最辉煌的作品之一，产生于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但巴韦却对提问者相当粗暴，他说：“我从没读过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也绝不会去读。我学习神的语言不是为了用恋爱故事和琐碎文字来自娱自乐的。”

对巴韦的传记作者来说，这是巴韦之完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这样，印度教灵性以自身的局限性吞噬并消解了那个印度人为之自豪但又普遍陌生的文明。巴韦的灵性完美是虚无的，他早已不只是一个堕落的甘地主义者。他的宗教是一种野蛮主义，让人回到树丛当中。这是一种贫困和卑微的宗教。所以毫不奇怪，巴韦的教育观念和斯奎尔斯⑤先生的一样。把孩子们赶到田野里，到牲口中去，这毕竟是克利须那神接受的唯一的教育。

巴韦的意大利传记作者离开欧洲远赴印度悠然度假时常会被传主的东方智慧激动得不能自已，他与周围的那种物质贫瘠是如此协调。书中拼凑了许多大师的话。（巴韦尽管发表过东西，但并不信任著述，人们必须从他的谈话中品味其人。）以下是政治的巴韦：“人民自主的意愿相当于1，国家的意愿相当于0。它们在一起是10。如果只有1或者只有0，10还是10吗？”以下则是巴韦在一九五六年前谈到机器的邪恶时说的话：“最丰富的粮食是聚集在从空中播种的美国，还是在所有土地都被分割成小块进行手工耕种的中国？”

现在很难想象，一九五二年，新独立的印度与许多国家一起，秉持其自身的价值观念，巴韦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圣雄的继承者，甚至几乎就是圣雄本人！这是巴韦在开始他的“捐地”运动后不久的事情。“捐地”是他解决印度无地者问题的甘地式努力，他的名字至今与这项事业相连。巴韦的计划是徒步周游印度，走啊走，也许永远走下去，请求人们给无地者土地。《时代周刊》封面上的说明文字是巴韦的话：“我用爱来掠夺你们。”

长途跋涉的想法来自甘地，但却是基于一种误解。甘地的行走或长征是纯粹象征性的；它们是一个姿态，一种展示。一九三○年甘地从艾哈迈达巴德走到海边，一路缓行，并被广泛追踪报道，他到那里不是去做大事，仅仅是为了捧起一把盐，用这样的方式破坏一项可以轻易破坏的法律，并向全印度宣示他抗拒英国律令的决心。一九四七年在孟加拉，他步行到诺阿卡里区，只是为了出现在那里，希望他的在场能够平息种族仇杀。

这些是相当长的步行。然而巴韦却一如既往地计划把自己的步行大大延长，可能称得上是打算以此为生，而且他并不想把这一项行动当作象征性的。他在印度村庄里跑来跑去，目标只不过是希望哪天凭借宗教激情实现了土地的再分配，而这些其实都可以（且能够）通过法律、通过合并管理机构以及长年的耐心教育完成。这就像是在尝试甘地式的绳子戏法，把灵性当作国家机器的替代品。这也与巴韦公开表示的要国家“凋零”的甘地式目标密切相关。印度被甘地从臣服状态中解救出来，现在则要以同样的灵性途径使自身重获新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主义”生来就是要被淘汰的。这是一次甘地式魔术的公开、刺激的实验，而《时代周刊》的兴趣、西方的兴趣（对印度来说始终重要，即使是最灵性的）令这种兴奋持续高涨。

和巴韦一起走是一种时尚。用兰扎·德尔·瓦斯托的话说，这成了一种“新的朝圣”。一九五四年初，兰扎·德尔·瓦斯托和巴韦一起走了几个星期，尽管瓦斯托是一个甘地主义者，写过畅销的甘地传记，并且希望也写本畅销的巴韦传记，他仍感到行程十分艰苦。即使在他充满敬畏的叙述中，也会不断出现对巴韦征程中的别扭与无序的一种欧洲式的恼怒：恶劣的食物太辣太咸，马戏班似的环境，无休止的吵闹；即使大师在场，膜拜的人群也像鸟群一般叽叽喳喳，很容易乱作一团；巴韦自己的追随者们只好相互喊话，当众大吼大叫，肆无忌惮地咳嗽和放屁。瓦斯托费力地去理解，他在朝圣中像个犯人，试图在宿营的折磨中，通过与自然相关的理念，找出“放屁的天真感……那些可爱的、喜爱交流的人们的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