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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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像个动物园,”一位忧郁的中产阶级女士在德里说,“也许我们该收门票。”

她住在印度,我是游客。她意在指责,甚至可能是侮辱,不过说过了也就罢了。印度像个动物园,因为印度贫穷、残酷,迷失了方向。随着“紧急状态”的到来,她这才发现印度的问题,这些发现已不仅仅是智识上的发现。她曾经和其他中产者、其他在自己的种姓世界中安然度日的人一样,也许把自己和印度大众相隔绝,而现在则感到自己在和印度一起沉陷。

她丈夫和反对派有联系,他的事业突然间处境危险,他本人则一直生活在被捕的恐惧中。在“紧急状态”前,学生骚乱,工会罢工,似乎很有可能推翻甘地夫人的政府,引领印度进入一个新开端—那时他算是个人物。如今他所有的政治冒进都成了歇斯底里。行动不再可行,他觉得他是革命军中的马前卒,而现在革命退却,把他暴露了出来。

“我们几千人会包围她的房子,阻止她外出或者接待访客。我们将日夜安营扎寨,喊她辞职。即使警察逮捕我们,毒打我们,屠杀我们,他们能杀掉多少人?而且他们该怎么处置尸体?”这是著名的甘地主义者、前副总理德塞对一位外国记者许诺的话。然而就在几个小时以后,德塞先生被捕,这无疑出乎他的意料(他对记者说“我宁愿相信,甘地夫人在犯下这样的恶行之前会先自杀”,无意识地暴露了他甘地主义姿态的自负和虚张声势)。而且,在德里甘地夫人的房门前也并没有抗议示威,没有尸体。

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就表现得更聪明。他被捕前在德里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时问听众里的学生:“你们愿意回去上课还是愿意去监狱?”学生们回答:“监狱!”他然后说:“我们看吧。”到头来,学生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成了“紧急状态”下的大范围平静中的一部分。

革命变成了没有革命。几周前,印度看起来还能够复兴甘地式的热潮,现在则像座动物园。那位消沉的女士坐在椅子上向前倾身,莎丽裹住的双膝张开,她垂头望着地板,慢慢地把头从一边摆向另一边,好像在沉思着这场印度悲剧的深重程度。此时,她的丈夫正提高嗓门,压住从敞开的窗外传来的车辆的嘈杂声,对即将到来的镇压发表看法。

他把个人的焦虑延伸至国家范围。他预测,由英国人建造、现在由印度统治者继承了的“花园城市”新德里很快会设卡阻挡穷人,并架上机关枪来进行防守。我觉得他在夸大其词,但他说,驱逐穷人的行动已经开始。外交区的占地聚居区已经被夷为平地,那里的人和他们的家当一起被扔到雨里去了。

几个星期后,这起国内事件在伦敦一家报纸上被当作来自印度的热点新闻:推翻社会主义,开始侵扰穷人。发生在印度的事件被赋予南美式的诠释,这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容易理解。这篇报道试图描述我曾从此条消息中感受到的歇斯底里。不过在那个德里的傍晚,我当时就想到,类似的对非法占地者的驱逐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九六二年尼赫鲁先生仍在执政时,我第一次造访这座印度首都,那时一个同样的聚居区就在中产阶级居住的国防区被强行铲平。许多天以后,棕黑色的茅草、麻袋和泥巴倾塌四散,仍然堆在高速路的一边。它们被清除,曾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似乎都被消灭了。报纸上曾有照片报道,不过没什么人看,也没有抗议。

不过那是一九六二年,是尼赫鲁先生作为国父的最后一年,也是独立后的印度中产阶级荣耀风光的最后一年。那时(直到中印战争清除了幻想)印度看上去很成功,“独立”仍然被主要当作一件有关个人尊严的事,对外来说是印度的声音,对内来说是“印度化”,是一种新职业,新管理方式,新外交重点,新荣誉,展现民族传统与“文化”的新意识。

在那样的日子里,那位在一九七五年感到沮丧、抱怨印度的悲剧、把访问者骂成窥阴癖的女士,想来忽视了印度的贫困问题;她一定会像当时的中产阶级女士一样谈论着穷人的快乐(比其他人的快乐都多),穷人的姿态,穷人的尊严,他们保持窝棚干净的方法;她会把印度穷人和不可名状的外国贫民窟居民作对比。时代不同了。“印度化”不再意味着工作的再分配和对英国遗产的分享。它成了反对党的口号,印度教徒的民粹-宗教式诉求,对少数民族的威胁性词语,智识混乱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新的不安,是对蛰伏的幻想与执迷的盲目挖掘,是来自底层的愤怒洪流。

那位女士低头看着地板,在丈夫边踱步边说话的时候,她慢慢摇着头,说着“嗯”。在这个姿态下,她的面颊低垂,看上去很老,身上平添了忧郁气息。她认识住在被夷平的聚居区里的一家人,那是家穷人,简单的人。男人从山区来到德里。他找到工作,在这一小片土地上建起了房子。他带来了老婆,然后他们有了四个孩子。他才三十岁。但是,可怜的家伙,他还能有什么别的乐子呢?他没有电视。他把自己的弟弟也带来了,弟弟又带来了自己的老婆,然后他们也开始有孩子。如今,这样的生活被毁灭了。他们在雨里无家可归,政府甚至等不到雨季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