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妇女时代（第5/14页）

威廉·琼斯赚到的钱比他一心想要的三万英镑还多。他花了将近十一年，积聚了将近五万英镑。想到这笔钱应该会令他欣慰，只是金钱本身并没有让他得到好处。他的妻子带病回到英国。翌年，当他准备在她之后回国时，却不幸辞世，享年四十八岁，葬于加尔各答。

他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最早让印度人知道他们文明有多悠久，有何等价值。那些知识为一百多年后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力量，那些知识传播得非常远。在殖民时期、印度独立之前的特立尼达，那些有关我们文明的知识几乎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东西：例如，小时候在学校，我们便读到了歌德对威廉·琼斯爵士在一七八九年所译梵文戏剧《沙恭达罗》的评语。

我们何其幸运有机会得到那一点知识！梵文被视为神圣的语言，只有祭司和婆罗门能读梵文文本。威廉·琼斯必须由一位印度教医生来帮他翻译那部戏剧；即使在我们这个世纪，笃信宗教的人也会为这种语言的神圣性而大动肝火。威廉·琼斯翻译那部戏剧之后将近两百年，在已独立的印度，有人问维诺巴·比哈夫⑦——他师法甘地，被某些人视为印度的某种精神上的避雷针——他对《沙恭达罗》有什么看法。这个无所事事的家伙生气地回答：“我从来没读过《沙恭达罗》，也永远都不会读。我学神的语言不是为了拿鸡毛蒜皮的小事来自娱的。”

有这种内在破坏性，这部戏剧还能幸存下来，我们对过往的文化还有一些认识，这实在是件奇事。对每一个印度人而言，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都充满了暧昧。以我的背景——在威廉·霍华德·罗素带着仆人与帐篷，享有在英军总部集体用膳的权利，以帝国主义的、《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横跨恒河平原二十或二十五年后，从那个人口过多的平原移民他国，以及由于移民，长久以来阻隔我自己之过往的那片黑暗——那段历史对我还有一些特别的暧昧之处。

每当我思索印度的历史，看到（或许带着抑郁症患者，或遥远的殖民地子民的夸张）我们是多么接近文化赤贫的地步，不可思议地发现我们只是误打误撞才得到了那些让人产生自觉与力量的概念——法律、自由及人类广大共同生活的概念——我们只是经由误打误撞才有点可能面对威廉·霍华德·罗素，甚至包括他那些“我的感官对事物外表所得到的印象”，但并非平等地面对——时间无法那样扭转回去——而是要有点自知之明地面对：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犯心神不宁的老毛病。

所以，在思索这段近代历史时，我的反应并不跟拉希德完全一致。我并不知道衰败之前曾经有过盛世，我也没有现成的敌人可以怪罪。成长于遥远的特立尼达，我没有宗族或区域的观念，完全没有住在印度的人能得到的种种支持与保护。就像处于南非印度移民之中的甘地，也出于大致相同的理由，我反而逐渐产生印度人为同类、印度是一家的观念。在不得不接受历史的情况下，我的批评、困惑和哀伤都向内而发，针对的是给予我们极少保护的文明与社会组织。

住在印度的人并没有像我这样的感觉。或许由于身在印度，必须在那里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无法那样感觉或容许自己那样感觉。但是这次在德里，我遇到一个出版家，他的哀伤超过了我。他叫维希瓦·纳特，七十几岁，他的家族已在德里住了四百年。他的家族有一段经历，即大起义期间英国人围攻时，他们不得不抛弃世居的房产，逃难他乡。这只是许多事件之一：身为印度人，维希瓦·纳特的心念会回到比大起义早得多的时代，回到数百年前。

他说：“读印度的历史，我有时会落泪。”

一九三一年甘地发起进占盐场示威时，他十四岁。从那时起，他一直穿印度土布做的衣服。

他说：“甘地把我们组成一个国家。我们像老鼠，他使我们成为人。”

老鼠！

他几乎是按照字面意思讲这些话的。“自从存在于地球上以来，人类这个物种一直想要消灭老鼠，但从来没有成功。即使在纽约也还没有成功。同样，我们一直遭到抑制、受折磨、被征服——但从来没有人能把我们消灭。这就是我们的文明的长处。但是我们怎么过日子呢？就像老鼠一样。”

他厌恶种姓制度：“我们成为奴隶的主要原因。”他还有一项我从来没有的东西：清清楚楚的敌人。婆罗门是敌人——又是他们，而且是在远离南部的反婆罗门政治一千多英里之处。

“在穆罕默德信徒那么多次可怕的入侵期间，婆罗门让这个国家失望了。从头到尾，他们不断念他们的祈祷文，他们的‘哈凡’：‘神会保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