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25/29页）

“大家问的大体是像下面这样的问题：‘在城市里该怎么做？’‘如果地主由另一种压迫者取代了又会怎么样？’他们提了许多战术性的问题。我是最后发问的人之一，而且——这我可得告诉你——我问得很谦虚，因为跟其他人比起来，我的阶级出身不好，坐在那边的人对运动都比我更投入。我问到毛泽东和列宁关于恐怖主义的告诫。我问，这样说来，在理论上，我们怎么还能支持这个？

“查鲁·马祖姆达尔回答了每个问题。他回答得平心静气，很有说服力。我们都被他说服了。”

我对德布说：“再多谈谈他。”

“他五十八岁左右，皮肤干皱、白皙。他出生于北孟加拉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很有钱的名医。他在功课上很有脑筋，表现优异。他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然后又投入了农民运动，在其中成了名。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所做的是把一个激进的改革运动——保护佃农的运动——转化成革命运动的雏形。他认定战斗的对象是国家，因此能够带动那种转化。”

“你不觉得那是疯狂的做法？”

“那时候我不那么想，现在也不认为有什么疯狂的。要搞革命的话，就要向国家挑战。

“北加尔各答那次集会花了三个钟头。查鲁·马祖姆达尔开头的报告大约有一个小时十五分，讨论大约花了另一个钟头。接着，几个人一组一组跟他商讨他们当地的问题，然后离开。

“到那时，纳萨尔派分子做过占领学校、破坏雕像等行动。只是互不相干的事件。我相当反对这种做法。大约到了一九七○年四月，查鲁·马祖姆达尔和其他人还向我保证说那些事是过度狂热的结果。现在我回想起来，才注意到受攻击的都是低中产阶级和乡下学校。他们从未碰过精英学校。

“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长信，里面写了很多我反对某些事情的理论根据。他没有回复。那时候已经开始杀人。组织已经转入地下，所有通信都断绝了。

“我就这样脱离了运动。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参加了一个类似的组织。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宣传。警察到处抓我们。两边我们都得躲。

“一九七○年五月上旬，在加尔各答的一次炸弹攻击中，第一个警察被杀。一九七○年年中之后，这种行动变得更加全面。交通警察也被杀了，因为他们容易下手。这里还有好笑的一面。后来交通警察配了武器，纳萨尔派分子便抢夺这些武器，交通警察只好用链子把武器拴在身上。同时他们也开始杀告密者。

“一旦开始杀告密者，麻烦可就大了。你不会谈到他的阶级——你不能谈到他的阶级，因为他一定跟你属于同一类才能当告密者。回想起来，我再次注意到，那些头号目标——大企业家、大地主——都没有受到攻击。

“马列主义阵营又进一步分裂，更多团体脱离了出去。到了一九七三年，马列主义阵营总共分成二十个派系。警察及他们的喽啰杀了数千人。到了一九七三年，就那阶段而言，运动已经完蛋。

“我在一九七二年结束了躲藏的日子。警方知道我跟查鲁·马祖姆达尔的分裂。我最后一次受到详细盘问是在一九七二年。我运气很好，因为我最后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七○年四月——那是第一个警察在加尔各答被杀之前。过后我就躲了起来。

“现在我什么都没做。我想，比起当年，我们国家今天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世人更多的尊敬和肯定。我们已经从乞丐变成借款人。我很担忧贫富差距，担忧权力掮客缺乏爱国心，担忧那么多产业无法振兴。我还担忧，借款人通常会变成乞丐。”

德布没告诉我查鲁·马祖姆达尔的结局。那是别人告诉我的。查鲁·马祖姆达尔他一九七二年在加尔各答被捕，不久后即死亡。他有气喘病，被捕时身边还带着氧气筒。在孟加拉的湿热气候里，他一定受尽了折磨。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谈的是他企图进入营销业的经过。他的第二则故事则是关于他的婚姻，以及他跟过去的决裂。他的最后一则故事谈到他在广告界的日子，还有他所看到的加尔各答提箱仔的世界——正当那个世界即将消失，由另一个独立后的印度较粗俗和富有的商业世界取代的时候。

阿修克说：“我对加尔各答提箱仔最早的认识发生在我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实习客户代表的时候。第一次跟着上司去见客户，见到了那家公司营销部门一位很高层的主管。他身材肥胖，看起来很好相处。他抽进口牌子的香烟，穿西装——那是五月中旬，加尔各答的温度有你受的。他的办公室有冷气。我的整体感觉是，这是在豪华办公室上班、日子过得悠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