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4/29页）

有天晚上，迪潘赞正搭公车从南加尔各答回家。他看到总督学院校园里聚集了一群人。他下车去看个究竟。他没有碰到认识的人，倒是第二天再度前往时，他发现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其他人是他的朋友。他越来越常和这些朋友在一起，有时在总督学院校园里，有时在学校对面的咖啡厅，有时在学生宿舍。

他开始在尚未投入运动的学生当中进行宣传工作。“少数几个聒噪的人认为他们是来求学、准备就业的。我们必须说服他们。”有人认为那些煽动学生及食物运动的活跃分子是替外国政府做事的。为了应付这些指控，迪潘赞必须阅读大量数据。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它在加尔各答的影响力很大——中国学生所做的事，他们为何要那样做，在已经完成的革命之后为何还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这些让我很激动。我觉得可以开始让生活过得有意义。对我父亲过去在党里的政治经历，或者他舅舅的民族主义及甘地主义往昔，我并没有多少认识。那时候我父亲只是平常老百姓，他跟党没有联系。我母亲也已经不是共产党员。我父亲那位民族主义舅舅对整个印度政局只有不满。他一辈子都没投过票，宣称说他才不会在一群恶棍之中挑选最无害的人。

“虽然我全部时间都花在政治上，我还是缺乏一套意识形态或哲学。有时我没回家过夜。亚拉蒂相当担心。我父母几乎对我没指望了。”

“你晚上在外面做什么？”

“我们在宿舍里跟那些男生谈到十一点，然后我们自己再谈到十二点或一点。我们就睡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

一九六七年他拿到了理学硕士，找到了工作，也在求婚四年、经过跟她家人的种种争执之后和亚拉蒂结婚了，这时他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那是一段内容充实、令人兴奋的日子，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知识上。那时候我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过去我的生活受到层层保护，我把心思放在功课上。我母亲对我太照顾——你知道我有气喘。我母亲老是哭。她因为对我的期望而受了很大的苦。我父亲自己有过教训，因此对我们运动的方向有点担心。

“我们在总督学院慢慢形成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认为，印度共产运动失败，是因为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领导阶层已经变成一个官僚组织，群众的自发性从未受到培养。然后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发生了纳萨尔巴里事件。”

这是发生在西孟加拉的事件，后来的纳萨尔派⑦运动即以之为名。

“那天早上我正在读报纸，在头版读到了这条新闻。在企图夺回被地主独占——大部分是非法取得——的土地时，一群农民拿弓箭包围了一队警察，射杀了一名巡官。

“这是了不得的事件。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在书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历史书籍中读到的这种事果真发生了：劳苦群众果真会拿起武器，为他们的权利而战。我当时就下了决心，我们在总督学院的大多数朋友也下了决心：这是我们要为之献身的斗争。加尔各答第一张支持纳萨尔巴里抗暴的海报是由我们张贴的，就贴在总督学院对面墙上。”

“你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有些人背景跟我类似。他们有许多是西孟加拉这边的贫穷乡绅的儿子。我们都是中产阶级。

“我们马上决定走入劳动人民之中。我们之中有些人回到故乡村庄，有些人前往工业区的贫民窟。我们接触较多的是南豪拉的盖斯特·金·威廉斯工厂的工人，那边一位工会领袖把我们找了过去。不多久，村庄和工厂里就传起话来，说加尔各答的学生会来跟大家谈如何改变生活状况。”

“你如何把这件事跟你的工作调和在一起？”

“我在晨间学院上班，因此下午和晚上都有空。”

“你上门找人不会觉得不自在吗？”

“跟工人在一起不会不自在，我可以了解他们。不过，后来我离职——我换了许多工作——到村庄去的时候，遭遇却很不顺利。但那是一九六九年，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九六七年我们还在推动学生运动。我必须到处跑，上政治课，跟学生做集体讨论，向他们灌输，要他们反对党内反对纳萨尔派运动的官方立场。党认为那次运动对其组织造成的只有威胁。

“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经常到盖斯特·金·威廉斯去。亚拉蒂有时也陪我去。那期间我的日子大概是这样过的。凌晨两点我步行回家，因为已经过了最后一班公车或电车的时间。我也可能就在总督学院的草地上睡觉，如果下雨的话，就到学校建筑或学生宿舍内过夜。六点十五分或六点半我又要开始工作，那时候课程就要开始了。十点钟我回到总督学院。我们开始跟学院同学以及从加尔各答和西孟加拉各地学校前来学习运动的学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