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13/29页）

“他躺在人行道上。他就要死了，意识却完全清醒，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躺在一家病理检验所前面。我请检验所的人打电话叫救护车。救护车来了，却没有人愿意陪那个人前往医院。我只好跟着他去。我并不是很情愿，但还是陪他去了。他完全不在乎，根本不在乎。他半句话都没说。

“救护车开到一家医院。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在他的表格上注明他必须住院。他们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本院已无病床，改转他院。’司机得再开救护车把他送回来。司机问我是否认识这个人。我回答说不认识，司机说：‘我们可以把他送到另一家医院，但结果还是一样的。’”

我问迪潘赞：“那个人样子怎么样？你还没提到这一点。”

“他衣衫褴褛，一身肮脏。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有水囊肿，也就是阴囊发炎，通常是血丝虫引起的热带寄生虫疾病。他走路的时候必须用双手捧住阴囊，你可以设想那有多重。

“我问救护车司机这种事发生得频繁吗，司机说常常发生。他说，当他们被派来载这种人时，他们会乖乖照做。但这种人没人陪，因此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丢在另一条路上，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医院会收容这种人。

“司机见到我对那个人有些责任感，于是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可能会收容他。我不敢确定，不过我们去试试看吧。’他开到时母庙附近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小场所——只是长长的黑暗走廊，可能只有一片瓦顶，两侧都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穷人。我们把他留在那里，把他的病历表格放在他的头旁边，然后就走了。

“那个地方是特蕾莎修女替那些人建造的场所的雏形，那时她还不为人所知。我可要说明白，我对特蕾莎修女的立场并无正面或负面的看法。我必须说的是，甚至到了今天，整个加尔各答只有这里会收容奄奄一息的穷人。”

就在这时停电了，这是加尔各答常发生的事。迪潘赞最先想到的是那个必须用电加热的日本制驱蚊器。他说，没有那个驱蚊器，我们根本没办法坐着交谈。他起身去弄来一盏油灯，点了灯，然后把那个蓝色玩意儿放在玻璃灯管上。几乎在同时电又来了，他把油灯熄灭。我们也换了坐的地方。我坐在床上，他坐在藤编的长椅上。

他说：“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天气不错，但下午我们把那人安置到时母河阶之后下了一场雨。我错过了电影。我花了三四个钟头陪着那个人来来去去。

“这只是一个例子。不要认为这件事让我完全改变了。它对我影响很大，但没有大到让我改变信仰的地步。这只是我开始注意到的发生在身旁的许多事情之一。我开始在加尔各答街道上走动，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跟朋友。”

坐在藤编的长椅上，回想着往事，眼神失焦，他举起裸露的修长双臂，搭在蓝色的墙壁上。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开始，我过的日子开始变得空洞、没有意义。我对物理和诗还很有兴趣，但花在上头的时间减少了。”

一九六四年，迪潘赞从总督学院拿到学士学位，然后到加尔各答大学理学院读研究生。同时，他的私人生活也有了变化。他遇到了亚拉蒂，并向她求婚，但亚拉蒂家人反对这桩婚事。亚拉蒂出身显赫的婆罗门家族，迪潘赞则属于卡雅斯塔种姓。关于这个种姓，迪潘赞说：“卡雅斯塔种姓严格讲是首陀罗，不过在西孟加拉及其他地方，因为他们拥有土地，他们实际上过着高级种姓的日子。他们是从事文书工作的种姓，从莫卧儿时代甚至更早以来就担任书记。”

在这桩挫折的同时还发生了他早上一开始就谈到的经济危机。

“从一九六五年之后，米和其他食物的价格就涨到空前的程度。煤油买不到，工厂关门，被裁员的工人自杀。甚至有执照的工程师和医生都找不到工作。西孟加拉发生了大暴动。这场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人民运动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的世界观。

“人们开始找市场的零售商理论，一定要店家降价。有时候，他们到违法囤积谷物的仓库抢劫。政府动用警力对付时，示威者加以反抗。从丢石头到放火烧公共建筑和车辆——从英国时代以来，这就是抗议的神圣手段。如果有人放火烧公共汽车，你就知道他是玩真的。”

“物价上涨对你家有没有影响？”

“我们自己——我家人——应付得过去。大家谈的都是那些事——价格、危机、食物暴动、政府束手无策、警方开枪等等。那次运动一直被称作食物运动。”

带领运动的是共产党一个派系的普通党员，而不是党的任何大人物。然后在一九六六年，迪潘赞母校总督学院的学生首次发起了一场支持共产党的运动。运动领袖被学校开除，往后学生为此事抗争了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