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经典（第4/7页）

曼将这种世俗的镇定自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阴影世界”（夸张的真实）相对照，与另一位“思想之子”席勒相对照。席勒的《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被曼称为“最伟大的德国散文”。文中，席勒区分了“素朴的诗人”与“感伤的诗人”。前者有着可以创造世界的可塑性能量，如莎士比亚、荷马，而后者则只能通过其感觉与反思去发现一个世界。曼将席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列：

……沉思与神游幻想之间的冲突是永恒的，无所谓新旧之别。二者分别在歌德、托尔斯泰身上与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充分体现。而且对一切永恒不朽的东西来说，自然的真理、力量、平静与谦卑将与不成比例、过度兴奋的教条式精神猜测相冲突。

战争期间，托马斯·曼将自己和哥哥亨利希·曼比作“自然”与“理智感受性”的对立。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对立更微妙，但又相互关联。文章肯定了歌德敬重法国文化的合理性，但托马斯·曼试图展现托尔斯泰和歌德的“安泰巨人”的一面，无疑与他希望通过佩佩尔科恩展现的有关。佩佩尔科恩超过了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赢得了汉斯·卡斯托普的敬重。和卡斯托普一样，佩佩尔科恩与曼惯常塑造的人物不一样，他不聪明，笨嘴笨舌，且缺乏艺术气质。佩佩尔科恩，按照曼的描述，像托尔斯泰，不像歌德。他理解东方，理解亚洲，并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托尔斯泰“惊人的东方知识在这种对欧洲进步的嘲讽与否定中找到了理智的表达”，而歌德“毫无疑问仇恨、鄙视亚洲。相对于未成形的、野蛮的半亚洲人性，他对塑造了我们文明的西欧人道主义思想更亲近”。而克拉芙迪娅和佩佩尔科恩则象征性地与未成形的、野蛮的半亚洲相关联。酒神狄俄尼索斯就是从这里出来，走向古希腊，而霍乱也是从这里出来，悄悄降临《威尼斯之死》。有趣的是，在另一篇文章《弗洛伊德与未来》中，托马斯·曼使用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地图来表示欧洲的地理关系。欧洲是自我，亚洲则是本我。

就自我本身而言，它的处境是悲哀的，可谓令人担忧。它是本我的一小块警觉的、杰出的、文明的部分——犹如欧洲是大亚洲的一小块充满活力的部分。

尽管佩佩尔科恩不是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在外形上是以格哈特·霍普特曼[9]为原型的，这在后来变得有些尴尬，可能因此限制了曼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他本应该是个鲜活的生命存在，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生命存在的观念。

或许值得注意的是汉斯·卡斯托普的求知欲——他从孩提时代就有的对“执政”（统治、支配）的思考——与托马斯·曼所欣赏的歌德和托尔斯泰的本能的动物性快乐也有关系。（可以充分证明小说狡猾地暗示了手淫，出色的肉体的利己主义追求。）在这些时候，卡斯托普比他周围的那些疯狂的人们都聪明，更健康。

托马斯·曼把自己视为德国艺术家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包括歌德、尼采和瓦格纳。作为教育小说的《魔山》让人联想到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小说的主人公从学习戏剧艺术到医学研究逐步成长。《魔山》中那些最热情奔放、激动人心的部分是那些描写汉斯·卡斯托普追求解剖生理学、生理学知识，了解身体细胞构成、骨骼、神经形式的章节。这里，我们重又涉及这部小说最初的意图：对死亡观念的同情。歌德研究解剖学——曼在文中描述了歌德“在利多[10]发现了一个破损的绵羊头盖骨，并从形态学角度研究这个头盖骨上的所有骨头从脊椎开始的发展情况。这对研究动物身体的变形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如果歌德不是一位解剖学家、形态学家的话，也许乔治·艾略特[11]就不可能设计出《米德尔马契》这部小说的主题和环环相扣的形式。）曼将歌德对生命的朴素认同与托尔斯泰对死亡的浓厚兴趣相对照。

托尔斯泰质疑死亡的诗学天赋与歌德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直觉力相配，而对有机物的认同则是二者的根本原因。死亡是一种十分感性的，非常物质化的事情，很难说托尔斯泰对死亡那么痴迷是因为他对身体如此的痴迷和好色的兴趣，他对作为肉体生命的自然或者相反的兴趣。不管怎么说，在他对死亡的痴迷中，爱也开始起作用……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阅读那个美妙的章节“钻研”的途径。汉斯·卡斯托普在大山里，看着生命最原初的组织与死亡——有机物产生于无机物的方式，死亡和腐朽与生命、生殖、能量的交织。在传统小说中，费力地将所有这些信息分析转变成对克拉芙迪娅·舒舍的性爱幻想会显得有些可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这一章节，显然小瞧了它的价值。卡斯托普是受过教育的人。他对克拉芙迪娅的想象是复杂的。他随身带着的不是她的照片，而是她的骨骼和内部器官的X光透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