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经典

◎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

一九一二年三月至九月，托马斯·曼的妻子卡蒂娅因肺部不适，一直住在弗里德里希·杰森博士的森林疗养院。曼自己在五六月间前去看望她，和她一起待了四个星期。那段时间因为阳台上阴冷、潮湿的空气，他感染了烦人的上呼吸道粘膜炎。医生诊断出了结核感染的一处“浸润点”，一如《魔山》中的贝伦斯博士给汉斯·卡斯托普的诊断。不过，曼并没有在魔山住下来，而是尽快回到了平原和慕尼黑，他的私人医生对他说不必理会。这个故事的讽刺性转折或许会令曼本人感到好笑——卡佳[2]好像是误诊了，而小说家本人死后反倒被发现有早期肺病的印记。

这是小说素材的传记性胚芽。这个智慧的胚芽与曼杰出的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有关。《威尼斯之死》是一部按古典主义悲剧结构创作的小说，描写一位知识分子、杰出的艺术家堕落的轨迹。《魔山》则是与这一悲剧相伴的一出古希腊滑稽羊人剧——以喜剧的、戏拟的方式讲述一个智力平平的年轻男子深陷死亡之舞，被一群可怕的疗养院员工包围的故事。两个故事都展现了某个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假期出游者的命运；他们遭遇爱情、疾病与死亡，都带着德国特有的痴迷与顺从的混合。

《魔山》的创作因一战爆发而中断。战争期间，曼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支持德国事业的写作。他的《战争思考》、他盛赞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为实干家、他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观察》都是对德国天才的定义。他声称天才关乎本性而非感性，关乎文化而非文明，关乎军事组织和军人的美德。文化即：

与各种令人恐怖的事情相关——命令、魔法、鸡奸、人祭、邪教狂欢、宗教裁判，以及女巫审判等等，但这些则为文明所排斥。文明是理性、启蒙，是节制、礼仪，是怀疑，是对感性的解构。[3]

文化是德国的，而文明则主要是法国的。曼将腓特烈大帝与伏尔泰视为两个截然相反的对立面典型。伏尔泰是思想者，而腓特烈是个实干家，是个更伟大的英雄。曼竭力辩护的也是大多数德国艺术家和作家们辩护的，即“颓废者”从突然产生的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认同中获得力量。在这场观念之战中还牵涉激烈的私人战争。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反对这场战争，支持社会主义、文明与理性。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亨利希·曼发表了一篇评左拉的文章。他赞扬左拉对德雷福斯的辩护，[4]称左拉为文明的“知识分子”，严厉批判法国（也暗指德国）的那些自动妥协，为非正义的统治者和战争贩子张目的知识分子。他们兄弟俩在一战期间的不同立场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的文明的塞特姆布里尼与精神虚无主义者纳夫塔之间的冲突。在托马斯·曼一九一八年十月发表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观察》中，他以“文明文人”这个人物直接攻击兄长，这个文明文人声称自己站在生命、理性与进步一边，反对死亡与腐朽。曼引用那位“将爱弥儿·左拉视为英雄的政治抒情诗”的作者的话，说该作者自己拥有“生命的礼物……对生命的最深切的赞同”。托马斯·曼这位讽刺作家，显然注意到“什么是‘健康’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一九一五年八月，曼给保罗·阿曼的信中写道：

战前，我已经开始写一个长篇故事，背景设在肺病疗养院的一个带有基本的教学—政治意图的故事。故事中一个年轻人不得不屈服于最具诱惑性的力量——死亡，并在人文主义与浪漫主义、进步与复古、健康与疾病的精神对立过程中被带入了一个滑稽而恐怖的处境，但他更多是为了寻找方向，获得知识而非做出决定。整件事情的精要是幽默的、虚无主义的。整体而言，故事倾向于同情死亡。小说叫《魔山》，有一点童话故事《长鼻子矮人》的味道，对他而言，七年的时间不过七天。而最后的结局，我别无选择，就是战争爆发。

一九一七年三月曼再次写信给阿曼谈这篇小说，这一次，他将两个对立的人物描述为“一个事业与进步的信徒和卡尔杜契的信徒”与“一个充满怀疑的，才华横溢的保守主义者”，将他的主人公对死亡的同情视为“不道德”的。他说自己要写他的非政治人物的观察，要避免小说中充斥过多的观念。

这部上千页的小说最终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版时，曼和他的兄长在痛苦的分裂之后已经和解，而他对德国文化的态度和这场战争的辩护立场也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时候，《魔山》本身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的大部头作品，一部但丁式寓言与现代欧洲现实主义相融合，德国神秘文化与知识分子辩论的融合，德国教育小说与滑稽剧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