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94页）

“我想也是。嗯？”贝伦斯顾问继续追问，接着又自己补充了一句，“挺可爱的，对吧？”

汉斯·卡斯托普扣好衬衫领子，叉开双脚和胳膊肘站起来，脸孔朝着天花板。

“后来没有什么新情况。”他说，“在疗养地，两个人甚或家庭可以生活在同一座屋顶下好几个星期仍然敬而远之。终于有一天他们认识了，相互产生了真诚的好感，然而同时却发现一方已经准备离去。这样的憾事屡见不鲜，我能够想象。于是人们希望至少能保持联系，互通音信，也就是说依靠邮局。可舒舍夫人她……”

“喏，她不愿意？”贝伦斯顾问舒心地笑了。

“不，她压根儿不让提这事。她也从来不从现在住的地方给您写信，对吗？”

“唔，上帝保佑，”贝伦斯回答，“她才想不到哩。首先是由于懒惰，再说，再说叫她怎么写？俄文我读不懂——法语嘛在万不得已时倒可以诌上几句，却一个字儿也不识。您不是也一样嘛。喏，那小猫咪嗲声嗲气地讲起法语和德国官话来确实很动听，可一要她写，就太难堪啦。那拼写规则，亲爱的！别说了，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小伙子。她毕竟还要来，迟早而已。技术问题，性格问题，我说过了。有的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有的人一呆就呆到底，出院后不需要再来。您的表兄如果现在走了，您只管告诉他，他很可能还会再来，而且不等您出院。”

“可顾问先生，您到底认为还要多久我才能……”

“您？他！我是说他到山下去还呆不了他在山上这么久。这一点我以人格担保，因此委托您去劝劝他，要是您肯做做好事的话。”

在汉斯·卡斯托普狡猾的诱导下，他们俩的闲聊大致就是这个样子，虽然结论并非不明确。不明确的只有一点，就是不知需要做些什么，需要呆多久，才能等到一个提前出院的人再回来；至于说到那位远走高飞的夫人，那更是一点也不明确。汉斯·卡斯托普休想得到她的任何消息，只要时间和空间的秘密还横亘在他们中间；她不会写信，也不给他任何写信的机会……要是他认真考虑一下，就像现在这样子又有什么不好呢？必须相互写信，那不是一个挺小市民气的斤斤计较的想法吗？他过去不是一度觉得连与她谈话的必要都没有，也不值得与她一谈吗？拿有教养的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在那狂欢之夜坐在她身边，他难道可以算真的和她“谈”过吗？或者说仅仅是像在梦里似的胡诌了几句外语，以不那么文明的方式？既然如此，现在干吗还写信或明信片，就像他时不时地写给平原上的家里人那样呢？不过报告报告体检结果时好时坏罢了！克拉芙迪娅用疾病赋予的自由解除了写信的责任，她这么做难道不对吗？谈话呀，写信呀——事实上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事情，布鲁涅托·拉蒂尼[2]先生的事情；他写了那本关于德行和罪孽的书，使佛罗伦萨人变得文质彬彬，学会谈吐和按政治法则治理共和国的艺术……

这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想起了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脸不禁一红，就像那一次作家突然走进他的房间，使房里豁然明亮起来，卡斯托普的脸也红了一样。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不是同样也可以提出那种种超验之谜的问题么？即便这样做只是为了挑衅和抬杠，而不当真期望从这位人文主义者那儿得到解答，因为他关心的乃是现世人生。不过嘛，自打狂欢节晚上塞特姆布里尼激动地退出钢琴室以来，在汉斯·卡斯托普与意大利人之间便出现了隔膜，使得他们俩相互回避，彼此几个星期之久不讲一句话——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一方是问心有愧，在另一方是因教育失败而大失所望。在塞特姆布里尼眼里，难道他卡斯托普依然是个“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吗？不，在试图从理性和德行中寻求教益的意大利人看来，大概他已是个不可救药的浪子……对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卡斯托普确实表现得很固执；每当两人碰在一起，他就会拧紧眉毛，噘起嘴唇，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呢，也拿黑黝黝的目光瞪着他，对他无声地表示谴责。然而，在几个礼拜之后，当作家第一次又和他搭腔时，隔膜马上就消除了，尽管他只是在擦身而过时，借神话典故作了一些暗示，没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压根儿听不明白。那是在一天午饭后，两人不期而遇在不再哐啷作响的餐厅门旁。塞特姆布里尼赶上卡斯托普，但事先已做好马上又分手的准备，同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