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6/9页)

这种大海港城市的气息,这种由世界贸易和富裕生活造成的湿乎乎的气氛,曾是他的父辈维系生命的空气,汉斯·卡斯托普也心甘情愿、理所当然和舒舒服服地呼吸着。他鼻腔中充塞着海水、原煤和沥青散发出的蒸气,充塞着堆积如山的殖民地产品咖啡和烟草的辛辣气味,眼睛却在观察码头上那些巨型的蒸汽旋臂式起重机,看它们如何模仿着公象的沉静、聪敏和强壮有力,把成吨重的货物一袋袋、一包包、一箱箱、一桶桶和一捆捆地从靠港船只的肚皮中拽出来,卸到火车的车皮和仓库里去。他看见那些跟他自己一样穿着黄色橡胶雨衣的商贾们,中午一到,立刻蜂拥进交易所;在那儿,他知道气氛紧张激烈,有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十万火急地散发请柬,举行大招待会,为了能延期偿付自己的债务。他看见那挤挤挨挨的船坞——这儿也是他未来的主要利益所在,看见那停在船闸中的亚洲和非洲的远洋货轮高耸着庞然大物般的身躯,龙骨和螺旋桨裸露在外,由老树一般粗大的撑子支着,像一头头到了陆地上便一筹莫展的大水怪,浑身上下爬满了侏儒大军,那是在擦洗、捶打、涂漆的工人们。他看见在雾气包裹的天棚罩着的船台上,耸立着正在建造的船舶的骨架,手执设计图和舱位分布图的工程师们正在给造船工人发指示。——这一切,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从小就司空见惯,在他心中引起的只是种种故乡的亲切感和归属感。这样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大致在如下的生活状态中最为强烈,那就是在星期天上午,当汉斯·卡斯托普跟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或者跟齐姆逊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来到阿尔斯特湖畔的亭子中,就着一杯陈年波尔多酒吃一份夹着熏肉的热热的圆面包当早点,吃完了便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尽情地吸起他的雪茄来。因为只有这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他;他确实很喜欢过舒服的生活,是的,别看他文质彬彬,活像患着贫血,但却是那样潜心而执著地沉湎于生活的本能的享受,就像一个不肯放开母亲乳房的婴儿。

他用自己的双肩舒适而不无尊严地托负着高度的文明,那种城市商业民主制度的统治阶层遗传给自己子孙的文明。他像一个乳婴似的被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让那位深得他这个阶层的青年信赖的裁缝将自己穿戴包装起来。他收藏在英国式橱柜中的内衣不多,但却是精心裁制的,由萨勒恩照管得妥妥帖帖。当汉斯·卡斯托普还在外地念大学时,他总是定期将内衣送回来清洗和修补——因为他的信条是,出了汉堡,在整个德国便没有人会熨衣服——而只要他那漂亮的彩色衬衫的花边袖口起了一点点毛,他就会满心感到不舒服。他那双手虽然模样不特别高贵,却保养得很好,细皮嫩肉不说,还有一枚铂金链戒和祖父传给他的那枚印章戒指作装饰;他的牙齿嫌软了点,已有几处缺损,但都一一用黄金镶好了。

他站立和行走时肚子微微凸起,给人一个不十分精神的印象;可他在筵席上的举止却优雅极了。他笔直的上体彬彬有礼地转向他的邻座,和人家闲谈——言语机智,略带口音,他在切鸡块、鸭块或者灵巧地操着专用餐具从蟹钳中拔出那玫瑰红的嫩肉来时,胳膊肘总是轻轻地贴着两肋。他饭后的第一需要是一个喷了香水的洗手盆,第二需要是一支未上税的俄国香烟;这种烟他总能暗中从一条方便的渠道搞到。抽完它再抽名叫玛利亚·曼齐尼的雪茄,这是一种味道很好的不来梅牌子——关于它将来还要谈到,它的香味和咖啡的香味合在一起叫人简直没得说。为了使自己贮备的烟草不被暖气熏坏,汉斯·卡斯托普把它们藏在地窖里,每天清晨他都得下地窖去,用盒子装上他一天消耗的份量。而摆在他面前餐桌上的那块充其量像个小圆球的黄油,他却是勉勉强强吃下去的。

读者看得出来,我们想把一切能使人对他产生良好印象的地方和盘托出,但又不夸大其辞,既不将他说得更好,也不将他说得更坏。汉斯·卡斯托普既非天才,也非傻瓜;如果说我们在评价他时避免用“平平庸庸”这个词的话,那么,并不是出于对他的智力水准抑或整个人品有什么考虑,而是出于其他原因,特别是出于对他的命运的尊重;他这命运,我们总认为有着某种超出个人之外的意义。他的脑子足以满足实科中学[3]的种种要求而无须过分使劲儿——须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绝对不肯这样做。倒不是害怕吃苦,而是绝对看不到有任何必要,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没有绝对的必要。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愿意称他平平庸庸,要知道,他确实是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了缺少上面说的那种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