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2/9页）

圣诞节假日结束时，我们的事被迪弗商店逮住了。部门经理来到我家和老奶奶作了一次谈话。原来那些惊奇袋是有一份清单的。对于侵吞货款一事，我不想否认，就连那经理说的吞进七十块钱的数目，我也不作任何辩解，尽管我们拿的实际上没这么多。起先，老太太不肯管我死活。她冷冰冰地对西蒙说，他最好还是去把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叫来，因为她实在精力不济。而且她答应承担的只是协助教养孩子，而不是对付罪犯。后来还是西蒙说服了她。他说，那样一来，慈善机关肯定要打听我们已工作多久，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当然，老太太丝毫无意像她恐吓的那样把我送进教养院。可是单凭她这么一吓，我已做好准备，被迫承认他们的惩罚权，以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态度上少年法庭受审，然后进教养院。而且事前也知道自己不学好会有什么下场。这多少有点表明，我认为人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全都发火了。可另一方面，我并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罪犯，不认为是站在宇宙广阔分界线错误的一边，已和那些人类的渣滓在一起，和那些眉留疤痕、拇指残缺、耳鼻开裂的人为伍了。

这一回，我受到的不仅是恫吓和叱责，而且还有货真价实的屈辱。老奶奶以最大的嗓门朝我狗血喷头地痛骂一顿之后，便冷若冰霜地对我不理不睬。西蒙对我也非常冷淡。我不能对他回嘴，说是他先教我少找人零钱的。他只是简单地说我是个笨蛋，那神情仿佛不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妈一定觉得这是她倒运的时辰，是她不幸对父亲以身相许的结果开始呈现最后的报应。连她也对我说了几句刺耳的话。我难受极了。可是他们没能使我乞求宽恕——虽然想到要被判入狱我不是无动于衷：头发剃光，吃粗菜淡饭，在泥地里集合，受尽威逼，任人驱使差遣。要是他们认为这是我自作自受，那我就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我根本没有进教养院的真正危险。浴袍、饰针和其他我送人的礼物都退赔给了人家。我在考布林家干活积攒的钱已足够赔偿。吉米家的人也替他了结一切。他挨了他父亲一顿痛打，他母亲哭了一场，在我的羞辱稍有缓解之前，他家对他的事早就作罢了。我们家对这种事要严得多。克莱恩家的人对我也没有生气，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生气的大问题，也不认为这是我灵魂上的一个什么污点。不几天，我便像往常一样受到欢迎，艾丽诺依旧叫我“情郎”，给我织一条围巾，以便顶替我得退还的那条。

在这场风波中，吉米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毫不在乎的态度，他父亲穿着内衣挥臂朝他乱捶狠揍时，他也一点没有畏缩。事后他气的只是迪弗商店反而赚了我们的钱。他们的确如此。他想出一些报复的办法，甚至说要放把火把它给烧了；可我已经吃够了迪弗商店的苦头，其实他也一样，不过想想报复计划至少可以消除他几分心头之恨。

吉米的表兄克莱姆·丹波[5]对我们放火烧店的主意和别的暴力计划，大大嘲笑了一番。他建议，如果我们真想捞回一些损失的钱，不妨去参加在韦伯举行的查尔斯顿舞比赛，设法挣点正当的钱。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一心想做一名演员，已经在业余演出晚会上试过身手，模仿一个英国人讲一个有关开伯尔山口事件[6]的长篇故事。波兰人和瑞典人不断地嘘他，晚会主持人只好请他下台。他哥哥唐纳德唱了一首《玛吉塔》，跳了一只踢踏舞，确实赢过五块钱。唐纳德长得很帅，一头乌黑鬈发，是他母亲的宠儿。他母亲也长得娟秀、端庄，在自己店里时常穿一身黑衣服，戴着夹鼻眼镜。她经常挂在口边的话题是她那位当实业家的哥哥，他在大战期间因患斑疹伤寒死于华沙。克莱姆长得像父亲，脸色红润，颧骨突出，鼻子很高，发脚很低，嘴唇又厚又大，除了体重以外，样样都像；他的两腿细长，老是摇晃不定。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要不是雪茄烟烧伤了他的心肺，以及健康手册上所谓的手淫阳痿伤了元气，他本有希望获得本市半英里赛跑冠军。他嘲笑自己的丑恶行径，嘲笑使那些爱训诫人的世人不满的一切事物。他神气十足地在跑道上走着，他的大腿跟小腿一样瘦得皮包骨头，上面长满笔立的黑毛，对竞争对手既俏皮又傲慢，那些人都老老实实地在蹦蹦跳跳或摆正姿势。可他依然有点神情恍惚，提心吊胆，在他那张既诙谐又严肃的长脸上，一对黑眼睛时常显得异常忧郁。他会消沉得像一摊烂泥。他说，只要我努力去干，干什么都会比他强。“真是这样，”他说，“你能惹得妞儿们对我不屑看一眼。”他称赞我，主要是这一点。“像你那样的牙齿，真是好极了。我妈由着我把牙全给毁了。要是将来我一旦成名走红，我就只好戴假牙啦。”无论他说什么，我几乎都会乐得合不上嘴，因此他常对我说，我是个傻小子。“可怜的马奇，什么都能逗他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