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就连在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考布林家的女婿。当安娜从我手中把霍华德的萨克斯管夺过去时，我心里想：“你尽管拿走好了，我要它干什么！我会干得比这更好。”我的脑子里已经为自己酝酿着一个够好的命运。

对于我的命运，老奶奶有自己的主张，她据此为我继续寻找各种各样的工作。

所说的“各种各样工作”，是我的罗塞塔石[1]，可说是构成我整个一生的基础。

她为我们挑选的那些早期工作，一般都不太粗重。要是很辛苦，那只是暂时的，为的是通过这得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她不打算让我们成为普通的劳动者。不，我们穿的应该是套装而不是工装裤。她要使我们踏上绅士之途，不顾我们生来就没有这种造化，不像她自己的儿子那样有德国保姆和家庭教师，还有中学制服。虽然他们后来只成了小镇上的商人，没能有更好的职业，那可不能怪她，因为培养时还是为了使他们在世上能有大作为的。她并没有责怪他们，他们对她也堪称尊敬。他们俩身材都很高大，大衣都扣上腰带，脚上有鞋罩。斯蒂伐开一辆史蒂倍克，亚历山大开的是斯坦利蒸汽汽车。两个人都沉默寡言，一脸厌烦神色。跟他们说俄语，他们用英语回答，对于母亲的苦心栽培，显然并不十分感激。可能，她对西蒙和我这般严格管教，就是要给他们看看，像我们条件如此之差的人，她都可以栽培成材。也许，她对我们兄弟俩不厌其烦地晓以爱心，就因为她自己两个儿子的缘故。尽管当他们出于礼俗俯身吻她时，她仍以一个迅速的动作把他们的头搂住。

不管怎么说，她把我们管得严严的。我们必须用盐刷牙，用橄榄油香皂洗头发，要把成绩报告单带回家，不许穿汗衫睡觉；一定得穿睡衣。要不是我们大家都能成为贵族，丹东[2]何必丢掉他的脑袋，又怎么会产生一个拿破仑？这种人人皆能成为贵族的观念，到处都在教导，使得西蒙也因此有了重荣誉的气概，易洛魁人[3]精神，鹰似的神采，连细枝也不会踩响的轻捷脚步，骑士巴亚尔[4]的优美仪态，有辛辛纳图斯[5]扶犁的手，有后来成为企业大王的拿骚街上卖火柴孩子的勤奋。在一个红彤彤的秋天早晨，我们穿着黑色羊皮外套、歪歪扭扭的黑袜子、表面剥落的皮鞋、戴着连指手套和西部长手套，排队站在学校操场上，鼓号队吹打得震天响，尖叫着的阵阵寒风刮得野草、树叶和晨雾团团转，旗被拉扯得硬邦邦的，钢旗杆上绳扣咣当咣当直响。这时候，没有天赋的独特眼光，也许你是看不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有什么特别气质的。可是西蒙一定非常突出。他站在学校警卫队的最前面，头戴毛哔叽帽，身佩头天晚上浆烫过的亚麻布武装带，一头金发衬托出一张英俊的旁若无人的脸，连他额上的一个小伤疤也显得端庄威严。校舍的窗子里贴着感恩节剪纸画，黑色和橙色的清教徒移民、火鸡、一串串的蔓越橘，擦得光亮的玻璃窗映出蓝红两色的寒天、室内的电灯和黑板。一幢红色和浅黑色的房子。一座修道院，一座福尔河或萨斯奎哈纳河畔的磨坊，一座县监狱——它全都有点像。

西蒙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他是忠心同盟会的会长，毛线衫上佩着盾形会徽，他也是在毕业典礼上致词的毕业生代表。我不像他那么专心致志，很容易分心，只要有人想出什么有趣的玩意儿，我就会逃课，到小胡同里去捡破烂，到船坞去闲荡，到礁湖桥下去爬桥架。这一切，都在我的学业成绩上显示出来了。我一把成绩单带回家，就会挨老太太的骂，说我是“猫脑袋”，用法语骂我“坏孩子”，还恫吓说，我十四岁就得去做工。“我会从教育委员会替你弄张证明，你可以像个波兰佬那样，到牲畜围场里去干活。”她常说。

别的时候，她和我说话的口气就不同了。“你不是没有脑子，你的聪明比得上任何人。要是克雷道尔的儿子都能做牙医，你就可以成为伊利诺斯州州长。只是你太容易动心了。只要答应给你讲个笑话，让你笑一笑，给你一颗糖或一个卷筒冰淇淋，你就会扔下一切跑掉。简单一句话，你是个傻瓜。”她说着，一面双手抓住毛织蛛网形披肩往下拉了拉，就像男人翻起上衣领子那样。“如果你以为只要靠笑上几笑和吃吃桃子馅饼就能混下去，那你可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日子过哩！”是考布林使我喜欢上馅饼的；老奶奶对馅饼看不上眼。“那是纸和浆糊，”她充满仇恨和那耶和华排斥外来影响般的妒忌说，“他还教了你什么？”她咄咄逼人地问道。

“没教我什么。”

“没教你倒好！”她会让我站在那儿，忍受沉默的惩罚，作为她对我和我干的傻事的批评。那时候，我还穿着短裤，个子显得特别高大，腿很长，头很大，头上黑发浓密，下巴仿佛裂成两半，由此常被人取笑。我连我健康的肤色也白白地糟蹋了，因为她常说，“瞧，瞧，瞧他的脸！瞧那模样！”她一面咧嘴而笑，一面又得用齿龈咬住烟嘴，她的香烟中缓缓冒出缕缕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