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六日夜 序言（第2/5页）

克鲁格去世时，吸引我的并非他的故事中政治的一面，而是公众舆论谴责的本质。他们在谴责的不是一个坏蛋，而是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人的伟大使得我想要为他辩护。

后来，将伊瓦尔·克鲁格模糊象征的人生观夸张化，以及使之与克鲁格的攻击者所公然揭露的人生观根本对立，就成了我写《一月十六日夜》的使命。

剧中从未出现过的男主角比约恩·福克纳并不是伊瓦尔·克鲁格；他只是伊瓦尔·克鲁格也许曾经有过的一个形象，或者说，也许克鲁格应该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形象。比约恩·福克纳，和因谋杀罪名而被告上法庭的他的秘书兼情妇凯伦·安德列代表了剧本当中的一方，另一方的代表是约翰·格雷汉姆·怀特菲尔德和他的女儿。证明和推翻指控的事实论据是大体均衡的。争论的焦点在于目击证人的可信度。陪审员不得不选择相信哪一边，而这取决于陪审团成员自己的人生观。

或者，至少，我是那样希望的。甚至在当时我便意识到，大多数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都会与我不同，而且大多数人在定罪上、价值观的选择上，以至于在其人生观上都不那么始终如一。我也意识到，他们很有可能会错过基本的情节矛盾，然后会在当时表演气氛的刺激下做出决断，而没能赋予他们的裁决更深的意义。

而且我知道，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不是一场以观众为陪审团的法庭剧的最佳选择，一些更加明确的有争议的问题会更好一点，比如说计划生育、安乐死或者“试婚”，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在我的人生中，我还没能创作出一个故事来讨论某个范围狭窄的问题。我个人的人生观需要一个有关伟大人物和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的主题；我无法让自己对任何其他主题发出兴趣——无论当时或今日。

表现一个理想化的人一直是我写作的动机。我不认为比约恩·福克纳是一个完美的典范，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尝试刻画一个理想化的人；这个理想化的人在我创作中的第一次出现是《源泉》中的霍华德·洛克，然后是《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主人公们。我真正准备好的是描写一个女人对她的完美男人的感觉，这恰恰是我在凯伦·安德列身上所寄托的。

那些热衷于跟踪我个人发展的人将会意识到这部剧本和我后来创作的小说所表达的人生观的一致性。但是我的小说不仅仅讨论人生观，它们也包含着认知哲学，即概念上定义的人和存在的观点。还有，为了阐明人生观与概念术语的转换，如果比约恩·福克纳犯了与现实生活相适应的错误，他就会成为《源泉》中最悲剧的人物——盖尔·华纳德；或者，如果比约恩·福克纳是一位完美的商人，他就会成为《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弗兰西斯科·德安孔尼亚。

我仍然被间或问到——那经常使我感到震惊——我是否谋划了凯伦·安德列的有罪或者无罪。我觉得我的判决毋庸置疑：当然，她是无罪的。（但这不应阻碍任何一个未来的观众或读者做出他自己的判决：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判决有关他自己的人生观。）

这部剧本的原名叫作《顶楼传奇》。

这仍是它最好的标题，它更多地暗示了我们有关这部剧本的非现实主义和象征性的本质。但是剧本的标题被两度更改，第一次改为《法庭上的女人》，然后又改为《一月十六日夜》。在两次更改中，出品人都向我担保我的前一个标题对剧本严重不利；其中之一断言公众会因为“传奇”这个词而存在抵触情绪，他还引用了一些在标题中使用“传奇”的电影的失败例子。我觉得那简直是胡说八道，但是我不想让出品人在对一个问题产生恐惧和怀疑的压力下工作。这个问题使他们受到强烈的影响，而我却认为并不重要。

现在我后悔了。《一月十六日夜》是一个空洞寡义的标题。但它却是那时我能想到的最不令人感到冒犯的标题。我不可能再更换它的标题了——这部剧作变得太有名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标题还算适合剧本的实际由来；对于我来说，它十分空洞，毫无意义——非常令人痛苦。

纽约剧场出品人们的一系列拒绝开启了这部剧本的辗转史。我当时住在好莱坞，但是我有一个代理人负责把剧本寄给一个一个的出品人。我所认为的这部剧本的最初始的特征是从观众中抽取陪审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出品人纷纷拒绝了这部剧本，他们说陪审团上设计的小伎俩没有用，公众不会喜欢它，它会毁掉“剧场幻觉”。

后来，同一时间，有两个地方接受了我的剧本。其一是纽约著名的出品人A.H.伍兹，另外一个是英国演员E.E.克里夫，他在好莱坞剧场经营一个不大的出品公司。但是伍兹想拥有我剧本的自由修改权，所以我拒绝了与他交易，和克里夫签了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