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七章 房子

法务官书记员恪守诺言，一俟事务交接完毕，他和老祖宗就迅速搬离了房子。星期一晚上，毕司沃斯先生做了最后的决定。星期四房子就已经空出来了。

星期四下午接近黄昏时分，他们开车来到了锡金街。阳光从敞开的窗户照射在地板上和厨房的墙上。木头和磨砂玻璃摸上去烫手。砖墙的内壁也热烘烘的。阳光穿进房子，在没有遮拦的楼梯上留下炫目的光纹。只有厨房晒不到太阳；尽管装有格栅而且窗户是敞开的，房子的其他所有地方都让人透不过气来，整幢屋子都热烘烘的，而且亮得晃眼，让他们大汗淋漓。

没有窗帘，屋子里除了那套莫里斯家具之外空无一物，热乎乎的地板不再锃亮宜人，在阳光照耀下，地板上只有粗砂、擦痕和肮脏的脚印，房子比孩子们印象中狭小了许多，失去了他们那天晚上在柔和的灯光里，在厚重的窗帘阻隔下所感觉到的温馨。没有窗帘的遮蔽，大片的隔栅让房子没有任何遮蔽效果，可以看见隔壁绿色的面包树，腐烂的篱笆上马鞭草藤粗壮而蜷曲的藤蔓，房子后面摇摇欲坠的贫民窟，街上的噪音也清晰可闻。

他们发现了楼梯的问题：没有窗帘遮挡，楼梯显得过于粗糙。毕司沃斯先生发现房子没有后门。莎玛发现两个支撑楼梯平台的木头柱子从底部往上已经有腐烂的架势，长着潮湿的绿苔。他们都发现楼梯很危险。每走一步，楼梯都晃悠，最轻微的风也会掀起中间倾斜的瓦楞铁皮，发出金属的噼啪声。

莎玛没有抱怨。她只是说：“看来在我们搬进来之前，这房子需要修理一番。”

接下的几天里他们发现了更多的不足。楼梯平台的柱子之所以腐烂，是因为它就立在后墙上的一个水龙头旁边。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直接淌到地上。莎玛说这可能会让地板塌陷。然后他们发现院子里根本没有排水装置。下雨的时候，从金字塔形的屋顶流下的雨水直接淌到地上，于是院子里一片泥泞，在墙上和门上溅满泥浆，看上去门和墙的底部好似被湿煤灰喷射过。

他们还发现楼下的窗户没有一扇能合拢。有一些窗户卡在水泥窗台上，还有一些因为被太阳晒得变了形，根本无法插上窗插销。他们发现那扇装饰着白色木框和磨砂玻璃，两面都有人字形格子的漂亮前门，即使锁上插上门闩，强风一吹也会立时洞开。另一扇客厅的门根本就打不开，那就是两块被钉在墙上的木板，压在一起，形成一道微型的连绵的山脉形状。

“偷工减料的木匠。”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们发现没有任何地方的做工令人满意，格子木架到处都不平，很多有钉子的地方都裂开了，露出硕大的钉子头。

“骗子！骗子！”

他们发现楼上的门不统一，无论是形状、结构，还是颜色和门的铰链，没有一扇门是合适的。其中一扇门离地板六英寸，就像酒屋里的双开式弹簧门。

“纳粹！无耻之徒！”

楼上的地板向中间凹陷，他们在楼下发现两根主横梁有一样的曲折。莎玛觉得地板之所以不平，是因为屋里靠近阳台的那面承重墙是用砖砌的。

“我们可以把墙打掉，”莎玛说，“然后装上木头隔墙。”

“打掉墙！”毕司沃斯先生说，“一不小心就要打掉整座房子。谁不知道这面墙是支撑这座房子的。”

阿南德建议在客厅下面竖一根柱子以支撑下陷的横梁。

很快，他们就对自己的发现缄默不语。阿南德发现前栏杆的方形柱子虽然因为缠绕着牵牛花十分漂亮，实际上是用空心砖砌成的，下面还没有地基。用一根手指轻推一下也会让柱子晃动。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建议当石匠来的时候去检查一下栏杆。

石匠在房子周围修了一个水泥的排水槽，在后面的水龙头下砌了一个低矮的水池。他是一个矮胖的黑人，有着猫那样的胡须，他不停地唱道：

有一个男人叫迈克·芬尼根，

他脸颊上的胡须又长出来了。

他的愉快让他们都无限沮丧。

他们每天都在充满敌意的图尔斯房子和锡金街之间来来回回。他们变得冲动易怒。他们也不再因为莫里斯家具和收音机而高兴。

“‘我可以把收音机留给你。’”毕司沃斯先生说，模仿着法务官书记员的口气，“你这个老骗子。我看你一定会下地狱！”

收音机的租金是每月两元。地皮租金是每月十元，比他租房间的租金贵六元。以往虚无缥缈的税率现在有了真实的意义。地皮租金、收听费、税率、利息、修葺费，还有债务，他发现房子的同时就发现自己被责任紧紧捆绑了。

油漆工来了，他们是两个高大而忧伤的黑人，已经有一段时间失业，因此即使薪酬很低也愿意接活。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借债付工钱给他们。他们带着梯子、厚木板、桶和刷子来干活，阿南德听见他们在楼上跳来跳去，便焦虑地跑上楼去确保房子不会垮塌。油漆工们并不像阿南德那样担心。他们不断地从厚木板跳到地板上，他则因为羞耻而无法对他们说明情况。他留下来以随时注意。新的涂料使阳台墙上那长长的不祥的裂缝显得更加清晰而不祥。收音机里播放的轻音乐和欢快的广告在酷热的空房子里回响，油漆工们聊着天，有时候聊女人，但是大部分在聊钱财。收音机里有一个女人在唱歌，好像来自一个近处但又遥不可及的城市，那里仿佛到处是天鹅绒，灯红酒绿，黄金遍地，一切都是欢乐而安全的，甚至连忧伤也那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