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快到年底的时候，奥华德离开了西班牙港。他娶了桃乐茜的表妹，那个长老会的小提琴手，此后就离开殖民地医院，搬到圣弗南多，在那里开设私人诊所。年底，社区福利部最终被撤销。这并不是因为沙克哈所在的党派捣鬼；那党派在此之前就已经解体，党派的四个候选人在殖民地的首次大选中落选，沙克哈（“那个可怜人的朋友”，他的海报上是这么说的）因此从政治中退隐，并专心经营他的电影院。社区福利部之所以被撤销，是因为这个部门已经过时。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可能还会有人支持这个部门。但是战争、美国基地，以及对美意识促使每个人和部门都自我提高。而社区福利部的鼓励和引导已经没有必要了。当部门受到攻击的时候，没有人，甚至是那些积极参加部门的“领导力”课程的人，知道该如何替部门辩护。于是，罗基小姐像伯耐特先生一样离开了。

毕司沃斯先生不再是那个略略显赫的人民公仆，他又回到《特立尼达卫报》工作。现在汽车归他所有，但是他的薪水比不上那些一直在报社工作的人。他已经还了五百元的贷款，但是现在他几乎付不起利息。他想要卖掉汽车。一天，有一个英国人到他家来看汽车。莎玛表现得十分粗暴无礼，那个英国人因为不想介入别人家庭的内讧而打消了买车的念头。最后毕司沃斯先生屈服了。莎玛从来没有为房子责备他，他也开始信服她的判断力。她一遍又一遍地诉说她并不担心，债务最后会还清。毕司沃斯先生虽然觉得她的话空洞无力，却从中汲取了不少安慰。

但是债务还在。夜晚，透过二楼微弯的窗框，他凝视着天空，感到时光飞逝，五年的贷款已经只剩四年期限，然后是三年，债务缠身的灾难性结局越来越近，他的生活就这样被蚕食着。清晨，阳光透过木格子照射在楼梯平台上，从那“酒屋拉门”的门缝中透进他的卧室，这时他又恢复了平静。孩子们会关照债务的。

但是债务还在。四千元。就像是既定命运的最后警告，消磨能量和信心。除了《特立尼达卫报》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虽然他起初觉得，报社工作的即时性和紧张性，他在下午写的稿件在第二天变成无数人阅读的铅字的奇迹让他激动亢奋，他的狂热终究由于没有雄心的支持而枯萎了。他的工作变得辛苦而令人疲惫，就像他自身丧失了热情一样，他的文字也失去了激情。他变得烦闷易怒，外貌也难看了。生活原本一直是一种准备，一种期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已经没有什么期待的东西了。

但是孩子们不一样。世界之门似乎突然为他们开启。赛薇获得了奖学金，到国外上学。两年之后，阿南德也获得奖学金去了英国。偿还债务的期望只有推迟。但是毕司沃斯先生觉得他还可以等待，五年债务到期的时候，他能做出其他安排。

他想念阿南德，为他担忧。阿南德起初来信稀少，后来却日益频繁。信写得沉闷，充满了自怜，后来则带着毕司沃斯先生立刻就能理解的歇斯底里情绪。他给阿南德写幽默诙谐的长信，他描写花园，给予他宗教上的指导，他还花费了昂贵的邮资，航空邮寄给他一本两名美国女性心理学家写的《以智慧克服紧张》。阿南德的信又变少了。毕司沃斯先生能做的只有等待。他等待阿南德，等待赛薇。他等待五年的债务到期。等待。等待。

一天下午，他们派人送信给莎玛，她收拾了毕司沃斯先生的睡衣，迅速赶到殖民地医院。他在《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晕倒了。并不是因为胃病，他一直说想要亲自把他的胃切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在作祟。实际上是他的心脏出了问题，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的心脏。

他住了一个月医院。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莎玛、坎姆拉和米娜重新粉刷了楼下的墙壁。地板被重新油漆上光。花园里鲜花绽放。他深为感动。他写信告诉阿南德，他直到那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有一座怎样美好的小房子。然而写信给阿南德，就像带盲人去看风景一样不起作用。

由于被禁止爬楼梯，毕司沃斯先生住在楼下。这带给他新的耻辱，因为厕所在楼上。下午强烈的阳光使人很难一直待在楼下，即使莎玛在窗户上安装了遮阳篷也无济于事，阳光依然刺眼，而炎热几乎让人窒息。他知道自己的心脏随时会发病，他感到害怕。他为自己的心脏害怕，为阿南德害怕，为五年之期害怕。他一直给阿南德写轻松愉快的信。在隔了很久之后，阿南德回信了，他的信写得冷淡、简短、空洞而拘泥。

不久《特立尼达卫报》开始只支付毕司沃斯先生一半的工资。不到一个月，他就回去上班，他爬《特立尼达卫报》报社的楼梯，爬他卧室的楼梯，开着他那辆总是出毛病的老普莱菲特，风雨无阻地采访岛上的各个地方，然后挥汗如雨地赶写文章，以期给沉闷的主题带来一点愉快的色彩。他把这些文章寄给阿南德，阿南德对此却不置可否。似乎是因此为自己的文章而羞耻，毕司沃斯先生便不再给阿南德寄送。他变得懒散。他的脸变得浮肿。皮肤变得黝黑，不是那种自然的黑皮肤，也不是因为日晒造成的黑，是一种似乎从皮肤里面透出来的暗沉，好像皮肤是透明的黑色胶片，下面的血肉瘀伤而且败坏，那种腐败正上升到皮肤表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