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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一个新的想法站到了他的面前：就是他自己的父亲，拜伦·科尔曼医生收治了亚历山大的家人，就是他下了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医嘱。如果她多次接受过输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次血是Rh阳性血，这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就因为那一次，伊丽莎白拥有了致敏的血液。现在他确定了。那个时候，当然，不会有任何明显的影响，事实上一点儿影响都没有，除了她自己的血液开始生产抗体。那些抗体潜藏在她的血液中一直不被人发现，直至9年之后，它们携着滔天的怒火，凶狠地扑向她的孩子。

即使这个假设就是事实，理论上，戴维·科尔曼的父亲也无可指摘。他严格按照当时的医疗规程，秉着良心行医。而当时Rh因子确实已经被发现，在某些地方Rh交叉配血已经应用于临床。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忙碌的乡村全科医生能时刻紧跟新时代的一切。或者，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时候，有些内科医生，包括一些全科医生会发现血型分型的新变化，并立即推行了新的临床标准。但是，戴维·科尔曼分析着能这样做的可能大多数都是年轻医生。当时，他父亲已是日渐迟暮，他的工作太辛苦，以至于没有太多时间看书。这个借口说得过去吗？如果这借口出于他人之口，他自己能接受吗？或者这可能只是一个双重标准，当罪及至亲之时，况且他已经过世，他也不忍苛责？这个想法让他很苦恼，他不安地感到个人感情胁迫着过去他珍视的原则问题。戴维·科尔曼想着要是没想到这些就好了。这使他产生了一种不安的迷惘之感，对于所有的事情……再也没有了过去那种绝对的把握。

皮尔逊从房间的另一头看过来，问道：“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

科尔曼看了看表，然后答道：“刚过了一个小时。”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性急地伸手去拿电话。然后，他犹豫了一下，把他的手一摆。“不，”他说，“我想我最好别打。”

在血清学实验室，约翰·亚历山大也在焦灼地看着时间。一个小时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从那以后，他好几次想定下心来干活，但是，很明显，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工作上。与其做错，不如不做。现在他又拿起试管，准备重新开始。但班尼斯特走了过来，把试管从他手里拿开了。

看了看申请单，老技术员和蔼地说，“我来吧。”

他不是很坚决地坚持了一下，然后班尼斯特说，“去吧，孩子。留给我来吧。你为什么不去陪着你的妻子呢？”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但我想我还是留下来吧。科尔曼医生说，一旦他有什么消息……会马上过来告诉我的。”亚历山大的目光转向墙上的挂钟。他干巴巴地说道：“估计现在也不用等太久了。”

班尼斯特转身走了。“不会，”他缓缓地说，“我猜也不用太久了。”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一个人待在她的病房里。她头倒在枕头上，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当护士怀尔丁进来的时候，她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头发花白的老护士摇摇头。“我们一知道，我就会过来告诉你的。”放下她拿过来的一杯橙汁，她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留下来陪你几分钟。”

“好的，麻烦你了。”伊丽莎白惨淡地笑了一下。护士拉了一张椅子在床边坐了下来。怀尔丁腿一松下来整个人都舒服了。最近她的两条腿痛得很厉害。不管她是否愿意，她的腿脚也要让她退休了。好吧，她感觉自己也差不多准备好要退下来了。

无论如何，怀尔丁希望自己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点儿什么。从一开始，她就很喜欢这两个人。在她眼里，这对夫妻就像孩子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照顾这个很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孩子的小姑娘就像是照顾自己的女儿。怀尔丁一直想要一个女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是不是很可笑？做护士那么多年，临到头了，倒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她问伊丽莎白：“就在我刚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小孩子。在午后的阳光下，胖胖的、圆乎乎的小孩子在草地上滚来滚去。”伊丽莎白的声音像是在做梦一样。“就像在印第安纳州的夏天，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常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会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像我一样，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滚来滚去。”

“说到孩子们也真是有意思，”怀尔丁说，“有时候，事情的发展跟你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我有一个儿子，你知道，他已经长成一个大人了。”

“是吗，”伊丽莎白说，“我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