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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唐奈感到房间里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些，他开始寻思，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没准这个孩子能渡过难关。他曾见过更奇异的事情，很久之前就知道，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医学上，出其不意地好转或者恶化都是常有的事情。

“好吧，”他说，“来，我们继续。”

他抽出10毫升，换上新血，又抽出10毫升，又换上。接着又是10毫升、10毫升地换。

在手术进行了50分钟的时候，护士小声说：“病人体温下降，医生。现在是34.6摄氏度。”

他连忙说：“测一下静脉压。”

静脉压是35毫米，太低了。

“他的呼吸不好，”实习医生说，“面色也不对。”

欧唐奈告诉他：“查脉搏。”接着又对护士说：“氧气。”

她拿过一个橡皮面罩罩在婴儿脸上。然后，氧气阀开了，传来嘶嘶的声音。

“脉搏很慢。”实习生说。

护士说：“体温下降到33.9摄氏度。”

实习医生用听诊器在听。他抬起眼睛说：“呼吸减弱。”又过了一会儿说：“没有呼吸。”

欧唐奈拿过听诊器听。他听到了一下心跳，但很微弱。他急切地说：“可拉明。”

在实习医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欧唐奈掀开被单，开始做人工呼吸。实习医生马上走了回来，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手里拿着一个皮下注射用的注射器，正准备打。

“直接打到心脏里，”欧唐奈说，“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在病理办公室里，戴维·科尔曼医生越来越焦躁。自从那通电话打过来通知他们血液检测结果之后，他一直和皮尔逊等在这里。他们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报告，但工作进展得很慢，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思不在这里，现在已过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5分钟前，科尔曼曾经站起来，试探着说了一句，“要不我看看，实验室里有没有其他什么事……”

老人家看着他，他的眼睛像一条狗一样，近乎有些哀求地看着他，他问道：“你介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科尔曼一怔，他回答说：“不介意，只要你愿意的话，我都不介意。”之后，他们又坐下来开始磨时间。

对于戴维·科尔曼来说，等待也很煎熬。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只不过老人家表现得更明显而已。第一次，科尔曼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病例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关于溶血试验一事，虽说是他对了，皮尔逊错了，对此他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得意。现在他想要的，也是唯一想要的是，为了亚历山大，他的孩子能活下去。这种心情是如此的强烈，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从没有任何事情能如此深切地影响他的心绪。他回想，也许在刚到三郡医院，第一次见到亚历山大时，他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再后来，遇见了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的根都扎在同一个小镇上，突然就有了一种亲人一般的心情，无法言说但那却真切存在着。

时间走得很慢，每一分钟都似乎比上一分钟更漫长。他开始想找一个问题去思考好把脑子都占满，过去，当他需要消磨时间的时候，这个办法一直都很有用。他决定从多个角度思考一下亚历山大这个病例。他想：首先，基于孩子的抗人球蛋白试验结果是阳性的事实，意味着母亲也有Rh致敏血液，他开始推断这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作为孕妇的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第一次怀孕时就可能已经致敏。戴维·科尔曼继续分析：这可能不会影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告诉他，那个孩子是怎么死的呢？哦，对了，支气管炎。Rh致敏的影响，在第二次怀孕中更为常见。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伊丽莎白的身体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接受过Rh阳性的血液。他顿了顿。脑海里一个还没有成形的想法呼之欲出，一种似乎将要跳出来可是还没有定形的思路，搅得人不得安宁。他皱了皱眉头，凝神细想。霎时，细碎的念头突然连接起来，他一直想不通的地方，活生生、血淋淋地站在那里。他想起来了：输血！那起发生在新里士满的事故！在铁路道口，伊丽莎白的父亲当场身亡，她自己也受伤了，但活了下来。

再一次，科尔曼凝神细想。他试图记起当天约翰·亚历山大说起的关于伊丽莎白的情况。一字一句重新涌现：伊丽莎白差一点儿就死了。但是他们给她输了血，她熬过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医院去，我差不多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

当然，时间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永远都无从考证了。但是他敢打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想：Rh因子的存在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的。过后又经过了大概10年的时间，所有的医院和医生才将其作为常规检查。在此期间，很多的地方输血前都不会进行Rh配型，新里士满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伊丽莎白卷进去的那场事故应该是发生于1949年，他记得父亲事后跟他提过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