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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五月，温顿城堡终于送走了最后几个从毕尔巴鄂来的孩子，梅塞德丝知道自己也该离开了。已经两年了，这座城堡一直为她提供安全与容身之处，此后她会带着爱意回忆它宏伟的房屋与浪漫的花园。

许多姑娘都在本地找到了工作，还有些接受了秘书培训。她们都开始上英语课。待在英国的这两年，她们中没有几个人能学会十个以上的单词。她们只与西班牙人一起生活和交往，真正在意的是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而待在英国是她们考虑的最后一件事。

像梅塞德丝一样，卡门也不能回家。佛朗哥执政后没几个月，她的父亲和哥哥就被逮捕了。他们参加了反抗活动，当局抓捕他们时，他们刚刚摧毁了巴塞罗那郊外的一座桥梁。父子俩都被判处死刑。卡门的母亲也已入狱。

道别的时候，连格林厄姆女士的脸上也几乎充满了温情。她们怀疑她很高兴看到她们离开，但她薄唇上的微笑没有泄露任何秘密。相比之下，约翰爵士的眼眶里满是泪水。他并未流下泪来，但看得出他在承受感情的巨大冲击。她们答应以后会再来拜访，他静静地点点头，转身离去。

梅塞德丝既兴奋又害怕地期待接下来的几个月。正如她在毕尔巴鄂登上小船时的感觉一样，她希望这是流亡生活的终点。

她们能去的地方显然是伦敦。当时，那里有一个大型的西班牙人聚居区，一旦学会英语，便有大量的工作机会。

“回到城市真有点怪啊。”梅塞德丝对卡门说道。她们走出维多利亚火车站，走进一条繁忙的街道。

“真的，有点如释重负。”卡门答道，“我真受够了乡下。”

“不过我也受够了毕尔巴鄂。”梅塞德丝说。

“嗨，伦敦可不是毕尔巴鄂。我们在这儿会很开心！我敢肯定！”

伦敦的街道上人潮汹涌。男人似乎都相貌英俊，对这两位西班牙女子大献殷勤。

芬斯伯里公园区，一对西班牙夫妇为她们提供了一个房间，她们乘公交车去往目的地。坐在双层巴士上层前排的位子上，她们享受着这场在城市中穿梭的旅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好运可以来到这里。海德公园区、牛津大街、摄政公园，这些地名她们都有所耳闻，但现实竟然比期望的还要美好。它们多彩多姿，流光溢彩，活力四射。终于，售票员报出了她们要去的站名，她们下了车，仅仅步行五分钟就到达了新家：一条樱花盛开的美丽街道上，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联排建筑。

她们的房东在战乱爆发前就来到了英格兰，也鼎力支持了巴斯克儿童委员会的工作。梅塞德丝和卡门感觉自己极受欢迎。连墙上的可爱涂鸦瓷砖和几幅内华达山脉的风景画都让她们感觉身临故乡。

但法西斯的威胁不断增长，正如西班牙国内那些共和派的支持者深感恐惧的那样，战争在欧洲全面爆发。一九四○年九月，伦敦遭到闪电战袭击，在其后的八个月里连续不断地遭到攻击。

“如此说来，祖国现在风平浪静，我们却跑到这里挨轰炸……”一天晚上，梅塞德丝说，她和卡门正惊恐地缩在公园地下的家庭防空洞里。

“我们坐在这儿，待在外国，却仍然是德国人的轰炸目标，这真有点讽刺。”卡门若有所思，“但不管怎样，你说错了。西班牙并不太平。几十万政治犯入狱，能有多太平？”

这场反击希特勒的战役十分可怕，但说到孩子们撤离伦敦这件事，气氛无法与人们决定离开毕尔巴鄂时相比。在西班牙，国家开始与自己的人民作对。而在英格兰，并没有什么有害的事情发生。这里有恐惧，但没有恐怖。

联排房屋中的居民常常在防空洞中度过夜晚。那是最安全的地方。梅塞德丝和卡门会连续几个晚上谈论自己的过去和将来。卡门无所不谈，因此，她们的梦想不受任何束缚。这是一片没有写明疆界的领土。

英语课和本地的工作让梅塞德丝忙碌起来。从一九四一年秋天开始，让她一直快乐的是“西班牙之家”的节目。共和国流亡首相内格林与因弗内斯高地的一座房屋签下一份租赁协议，于是，此处成为无法回归祖国的西班牙流亡者的据点。

这是难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从梅塞德丝这种在英国擦拭壁炉架的人，到知识分子和流亡政治家，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有时还放声高唱。他们甚至举办周末狂欢。这些盛事举行时，梅塞德丝总是放下鸡毛掸子前去跳舞。百褶裙的旋转和金属鞋头的踏响让她每次都十分尽兴。这才是她的样子。在心里，她已经回到了故乡。还有些人唱歌、跳舞、演奏吉他或响板。在那些窗户大开的温暖夜晚，人们聚在大街上，在楼下倾听枪声一样响亮的踏足声和弗拉门戈吉他深沉的旋律。其中的一些人——包括梅塞德丝——会时不时地为公众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