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洛斯与塔纳托斯22（第3/4页）

短暂的痛苦之后，我发现自己认错人了。“花生酱”不是真的花生酱，死去的瘾君子也不是真的卢克。真正的卢克住在几百英里外的洛杉矶，但这个人和他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一旦看见了，你就再也忘不掉。

布鲁斯做完防腐就回家了，麦克让我留在准备室，清理假卢克的尸体。假卢克躺在白布单下面，解剖留下的伤口全部缝合完毕，像一床打满补丁的棉被。我掀起白布，用温水毛巾擦去他头发、睫毛和手背上的血迹。真正的卢克还活着，但我知道他也有死去的那一天。如果他在我向他表白之前就死了，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心理分析学家奥托·兰克声称当代爱情是一个信仰问题。当我们从家乡远走高飞之后，变得愈发世俗，我们不再依靠信仰或社区来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反而会寻找一个伴侣，以此转移注意力，忽视自己作为动物存在的事实。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最能代表这种观点：“啊，我的爱人，对那些孤独的人而言，没有上帝、没有主人的每一天都糟糕透顶。”

在火葬场遇见假卢克的那一天，我刚搬到旧金山不久，孤身一人，谁都不认识。24岁生日的清晨，我走到自己车边，发现雨刷器下夹着一枝花。我陶醉了好一阵，很开心有人记得。但不久我就悲伤地醒悟过来，自己自作多情了。旧金山不可能有人知道我的生日，这朵花应该是风吹过来的。

当晚下班之后，我买了张比萨，一个人吃掉了。我妈打来电话，祝我生日快乐。

除了麦克、克里斯和布鲁斯，我常见的还有一群青少年。我白天在火葬场上班，晚上给麦林县的富家子弟补习英语和历史（《纽约时报》最近称麦林县为“地球上最美丽、最田园、最幸运、最自由、最洒脱的地方”）。我的学生天真烂漫，家里有一片精心料理过的草坪和一对用心良苦的“直升机父母”26。他们的爸妈一点儿也不愿意过问我的日常工作。我从西风出发，穿过圣拉菲大桥来到那些俯瞰海湾的宅邸。这是我赚取外快的唯一方式，光凭烧尸体得来的收入，我无法负担在旧金山生活的花销。

我过着双重生活，不停穿梭于生者和死者的世界。这种对比太过明显，说不定某天他们一眼就能察觉出来。“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家中。我身上沾满了骨灰，闻起来有些轻微腐烂的味道。请付我一大笔钱，我才能给你这不成器的孩子补习功课。”就算他们注意到我身上满是灰尘，也不会贸然提及。这是人类的骨灰！人的！

当你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你会变得无比勇敢：你会原谅你的劲敌，给爷爷奶奶打电话，减少工作，多去旅游，学习俄语，织毛线活儿，以及……坠入爱河。当我以为操作台上是卢克的尸体时，我发现自己早已爱上了卢克。这份情感比我想的要热情、炽烈，像是天上劈下来一道闪电将我击中。卢克成了我的梦中情人，我迫切希望他能给我带来安全感，抚慰我的心灵，将我从过去几个月的不安中解脱。如果和他在一起，我就不会孤独地死去：他可以安排我的葬礼，在我临终前握住我的手，擦去我嘴角渗出的鲜血。我可不愿落到伊薇特·威格士那样的下场。她是一名B级片女星，曾出演《五十英尺高的女人》，在家中死后一年多才被人发现，尸体已经变成干尸。她生前离群索居，很少有人去探望她。我没有纠结自己的尸体是否会被宠物猫吃掉，而是把孤独投射到卢克身上。

等到火化莫琳时，我还在想着卢克。莫琳五十多岁，诊断出癌症不久后，病情迅速恶化，一年后就去世了，把丈夫马修独自留在世上。按理来说，第一个离开的该是马修，他瘫在轮椅上，连家都出不去。克里斯不得不登门拜访，帮他安排莫琳的火葬。墙上的日历用悲伤的字体写着：9月17日，莫琳走了。

是我把莫琳的骨灰送到了马修手里。他坐着轮椅来到客厅。他留着灰白色的长发，声音细得有些古怪。我把莫琳的骨灰交给他，他一动不动，眼睛都没抬一下，只是轻声向我道谢，像抱婴儿似的将棕色的骨灰盒抱在怀里。

某个周一早晨，我发现躺在冷库里的不是别人，正是马修本人。他的姐姐拿着一小袋东西来到西风，告诉我们马修想让这些私人物品和他一起火化。

逝者的家属经常要我们这样做。只要里面没有易爆物品，我们很乐意满足他们的要求，反正烧什么都是烧。我把马修放到传送带上送进炉里，然后打开那个小包裹。里面有一缕莫琳的头发，两人的结婚戒指，还有大约十五张照片。照片上的不是那个声音尖厉、坐在轮椅上的老头，而是一名身体健康的年轻男子和他面带红晕的娇妻。莫琳和马修结婚二十多年，一起幸福过、年轻过、美丽过。他们有许多朋友，还养了几只小狗，两人的生活看起来充满欢声笑语。最重要的是，他们彼此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