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可怜的尤里克20（第2/4页）

箱子里的脑袋分别属于一个80岁的爷爷和一个78岁的奶奶，每一颗都配有一份冗长的身份鉴定表。表上没有写他们的名字，也没说明他们来自哪里，却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比如“一号头颅对贝类、番茄、吗啡和草莓过敏”“二号头颅患有脑癌，有可能引发花粉热”。

两颗脑袋的主人彼此认识的概率应该不大，但我更愿意把他们想象成一对因战争而分离的爱侣。对，比如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最适合给浪漫、狂暴的爱情故事当背景。法国大革命也不错，两人双双死在断头台上。或者也许死于早期美国的边境地区——被印第安人剥头皮？我把冰包移开，偷看了一眼。不行，他们的头皮还在。不管了，反正他们两个要一同躺在柴堆上被烧掉。

我迟疑了一下，又朝他俩瞄了几眼。与其把他们拿出来，不如连同箱子一起火化，这样更方便，不是吗？麦克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他总是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冰袋对炉子不好，记得火化前拿掉。”

“那我得先把脑袋拿出来吧？”我问道。

“这个嘛，就要看你的胆量了。”他回答道，双臂交叉在胸前。

克里斯一直忙着用胶带固定折好的纸箱，此时也抬起头来。所有人都看着我。这两颗脑袋令西风员工前所未有地凝聚在一起了。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老爷爷的头（头颅一号，对贝类、番茄、吗啡和草莓过敏）。感觉黏糊糊的，比我想象的要沉，和一个保龄球差不多。但由于他的大脑分布不均，一边重一边轻，特别不好拿，得用两只手捧住才行。

“唉，可怜的尤里克。”我看着手里的头颅感叹道。

“是啊是啊，魁魁格21。”克里斯立刻接了一句。关于断首的文学典故，我和克里斯绝对信手拈来，堪称殡葬业即兴相声的典范。

麦克插进来，跟我们聊了一大堆乔·彼得·威特金的故事。威特金是一名另类摄影师，经常徘徊在墨西哥的太平间里拍摄经特殊处理后的死人头。他还让双性人和侏儒装扮成神话里的人物，作为自己镜头下的常客。威特金声称，这些黑暗影像的灵感源泉来自于童年时目睹的一场交通事故——一个小女孩在他眼前身首异处，脑袋滚到他的脚边才停下。麦克攒了一肚子奇人怪事，我们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很欣赏头颅一号和头颅二号的主人，他们敢于放弃传统葬礼，也不在乎所谓的死后尊严，坚定地将自己献身科学。真是超前。

这是否意味着我也要捐赠自己的遗体呢？正相反，我真心反对把遗体拆解成这个样子。我无法忍受自己的脑袋待在盒子里，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没有人知道我是谁，能代表我的只有我的过敏症。我妈总和我强调，我们怎么处理她的遗体都无所谓：“你们就把我装进一个大口袋里，放在马路牙子上，让收垃圾的直接收走就行。”这可不行，老妈。为科学事业捐赠遗体的确高尚，但一想到遗体将被匿名分配到四处，我就特别愤怒。

我一直把自制力看得很重。我的外公，就是那个因老年痴呆症而半夜开车出去兜风的老人，曾任美国陆军上校。他在朝鲜战争中指挥坦克兵团，学习波斯语，和伊朗国王相谈甚欢，上年纪后便去管理夏威夷陆军基地。他很严厉，深知男人、女人、小孩（我）应懂得什么样的规矩。然而，老年痴呆症让他变得糊里糊涂，情绪低落，丧失了社会行为能力。

最糟的是，病症严重影响了他的自制力。老年痴呆症是遗传疾病，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有朝一日我也会变成那个样子。话说回来，死亡必然使我们丧失对自己的控制。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确保自己衣装得体、谈吐优雅，最终却要无能为力地死去，这太不公平了。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赤身裸体，胸腔大开，嘴角带着血痕，随便哪个工作人员都能给我冲洗身体。

和其他人一样，我反对遗体捐献、反对拆解尸体，但理由并不合理，有部分是出于文化造成的恐惧。严格说来，火葬也破坏了尸体的完整性。我一个朋友的表亲在阿富汗被杀，不久之后，他的母亲收到一份报告，上面写着他遭到路边炸弹袭击，死无全尸。但她后来得知，儿子的身体其实完好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的尸体运回美国后将直接火化，还是留不住全尸。

不管你喜欢与否，有些遗骨会卡在内壁和地板间的缝里。加利福尼亚州火化许可证上对此有一段官方说明：

炉膛内由陶瓷和其他材料制成，火化时会出现轻微脱落并混入遗灰……部分遗体残迹会遗留在炉内裂缝或凹陷处。

说得通俗点儿，炉内的一些物质混在死者的骨灰里，死者的一些遗骨落在炉子里，这就叫“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