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喜礼盒

在西风火葬场上班的第二天，我见到了帕德玛。我不想用“恶心”一词来形容帕德玛。“恶心”是个简陋的词汇，没什么内涵。帕德玛更像是恐怖电影中的某个角色，比如《复活的女巫师》里的女一号。她躺在火化用的纸箱子里，只须看她一眼，你的内心就会咆哮：“哦，我的老天爷！哦，天哪……这……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呢？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谁来给我解释一下？”

从血统上讲，帕德玛是斯里兰卡和北非的混血儿，高度腐烂让她深色的皮肤黑得不像话。她披头散发，头发毛糙得都结成了团，乱糟糟地支棱着。一片浓稠黏腻的白色霉菌像张蛛网，从她的鼻孔向外蔓延，盖过眼睛和大张的嘴巴，足足遮住了半张脸。她的左胸陷进去，让人不免怀疑，她的心脏被人在神秘的仪式中挖走了。

帕德玛患有一种由基因引起的罕见病，三十出头时便香消玉殒。为了让医生进行实验，查明死亡原因，她的遗体在斯坦福大学医院保存了好几个月。等她被送到西风火葬场时，尸体几乎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状态。

在我这种外行人看来，帕德玛的尸体确实有些恐怖，但我不能像只受惊小鹿似的跑开。火葬业务经理麦克说过，拿钱就得干活，死尸没什么好怕的。我急于向他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工作。

她的脸发霉了，对吧？哦，是的，这种情况我以前见多了，她还不算最糟的，真的。我真想用殡葬专业人士的权威口气这样说。

如果没见识过帕德玛的尸体，你会觉得死亡总是那么迷人。想象一下维多利亚时代的肺病娇娘，一滴鲜血刚从粉嫩的嘴角滑落，就一命呜呼了。爱伦·坡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安娜贝尔·李突然离世，被埋进墓穴时，这位大情圣无法坐视不管。于是他“整夜都躺在我爱人身旁，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新娘，在大海边她的石墓里——在海边她的墓地”。

情人眼里出西施，安娜贝尔·李的尸体不仅精致，还很光滑。文里真该提到，坡躺在爱妻遗体边伤心欲绝时，还得忍受尸体浓烈的腐臭。

不仅仅是帕德玛，西风的日常工作都比我想象的野蛮。我每天早上八点半开工，启动西风的两个“火化炉”——这是行业内对火化机的专业叫法。我按照说明（这张纸我随身带了一个月），笨手笨脚地在操作台上鼓捣，感觉像在操作20世纪70年代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机器。灯亮了，红色代表温度，蓝色代表点火，绿色代表气流供量。火化炉启动前，是一天之中最为宁静祥和的时候，听不到噪音，感觉不到热流，也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女孩和几具准备火化的新鲜尸体。

火化炉一旦启动，宁静的时刻就此结束，操作间随即转入地狱模式。屋里又闷又热，机器轰隆隆响，像是魔鬼在喘粗气。为了不打扰那些正在殡仪馆里悼念亲人的家属，墙上铺满了银色的隔音材料，鼓鼓囊囊的一大片，有一种太空飞船的既视感。

当仓内温度达到1500华氏度时，就可以把尸体放进去火化了。每天早上，麦克都会把一摞加利福尼亚州尸体处理许可证堆在我桌子上，给我安排当天的工作。我挑出两张许可证，然后不得不去“冷库”找出对应的尸体——“冷库”其实是一个步入式冷藏间，专门用来保存遗体。我迎着刺骨的寒气，走到一摞高高堆起的纸箱跟前，每个箱子上都贴着一个写有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标签。冷库里弥漫着一股冷冻死亡的气味。这味道虽然难以形容，但足以让你记一辈子。

我猜冷库里的人生前应该没什么交集：因心肌梗死而离世的黑人老汉、患有卵巢癌的中年白人母亲、在殡仪馆不远处中枪身亡的拉丁小伙——现在，死亡把他们召唤到一起，像是要开某种联合国峰会，一同探讨虚无的意义。

走进冷藏间之前，我暗自向老天发誓，如果要找的尸体没被放在最底层，我就立志做一个更好的人。那天上午，第一个要火化的是马丁内兹先生。理想情况下，马丁内兹先生正好在最上方的箱子里，我轻轻松松就能把他弄到液压担架车上。但我懊恼地发现，他被压在威拉德先生、长崎女士和谢尔顿先生的下面。这就意味着，我得把他们这些人搬出来再码回去，搞得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只不过是尸体版的。

一番折腾之后，我终于把马丁内兹先生搬上轮车。然而想要推着他返回火化间，还得闯过最后一关，就是冷库门上挂着的塑料门帘（洗车房和食品冷冻库用的那种）。门帘用厚实的塑料片制成，防止冷气流失。这道门帘是所有人的劲敌，穿过它就像穿过动画片《睡谷传说》里的黑森林，一不留神就被浓密的树枝紧紧缠住。我恨透了用手掀开帘子，总觉得上面不仅沾满了细菌，还吸附了众多饱受折磨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