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拜伦刮脸

一个女孩永远都记得她刮过的第一张死人脸。比初吻和失贞更尴尬的，也只有这个了。当你手里攥着一把粉色的塑料刮胡刀，站在一具老头的尸体前时，时间从未过得如此漫长。

在刺眼的荧光灯下，我盯着可怜的、一动不动的拜伦，足足看了十分钟。拜伦是他的名字，至少挂在他大脚趾上的标签是这么写的。我不确定拜伦是“他”（一个人）还是“它”（一具尸体），但是在亲密接触之前，我至少得知道他的名字吧。

拜伦是（或曾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长着厚厚的白发和白胡子。他一丝不挂，除了我围在他下半身的一条单子，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想保护什么。逝者的尊严，我猜。

他的双眼像两只泄了气的气球，就那样摊在眼眶里，望着无尽的深渊。如果情人的双眼是清澈的湖水，那拜伦的眼睛就是一汪臭池塘。他嘴巴扭曲，半张着发出无声的尖叫。

“呃，嗨，麦克？”我在准备间呼唤我的新老板，“那么，我猜我该用点儿……剃须膏什么的？”

麦克走进来，从一个金属架子上拿下一罐“霸烁”剃须膏，让我注意不要留下划痕。

“你要是把他的脸划破了，我们可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所以小心点儿，知道吗？”

好吧，小心点儿。好像以前我一直都很小心“给别人刮胡子”似的。但我从来没给人刮过。

我戴上胶皮手套，戳了戳拜伦冰冷、僵硬的双颊，抚过长了好几天的胡茬儿。干这活真没有什么成就感可言。我从小一直以为，殡葬师是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士，精通尸体处理，根本不用普通人动手。不知道拜伦的家人会不会知道，一个毫无经验的23岁女孩正拿着刮胡刀，准备给他们挚爱的亲人刮脸？

我试着把拜伦的双眼合上，但他布满老年斑的眼皮像百叶窗一样，刚一闭上就弹开，好像非要看着我干完这活儿才行。我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嘿，拜伦，我不需要你在这儿指手画脚。”没人回应我。

他的嘴巴也合不上。我可以用力把它闭上，但几秒钟之后又弹开了。不管我做什么，拜伦都不打算做一个在午后享受刮脸的绅士，温顺地任由剃须师傅摆布。最后我宣布放弃，直接把剃须泡沫喷在他脸上，然后笨手笨脚地抹匀，活像《阴阳魔界》1中用手指涂鸦的阴森小孩。

不就是个死人吗，我自言自语。就是一摊腐肉，凯特琳，动物的尸体而已。

但是用这招鼓舞士气并不管用。拜伦才不是一堆腐肉。他曾经也是高贵、奇妙的生物，就像独角兽和狮鹫。他是圣洁和世俗的混合体，这会儿在生命与永恒之间的中转站，跟我困在一起了。

当我确信自己做不来这行时，已经太晚了。除了给拜伦刮胡子，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拿起那把粉色的刮胡刀，它就是这黑暗行当的必备工具。我绷紧了脸，发出一声只有狗能听见的刺耳尖叫，便把刀锋贴在拜伦的脸上，开始了我给死人刮脸的职业生涯。

那天早上起床时，我根本没料到自己要给尸体刮胡子。别误会，我知道要跟尸体打交道，但不知道还要刮脸。这是我在西风火葬场担任火化工的第一天。这是一个家族经营的停尸所，或者叫殡仪馆，叫法不同，就看你住在美国东部还是西部了。停尸所、殡仪馆、马铃薯、山药蛋，反正就是放尸体的地方。

我早早就跳下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穿上长裤——我从来不穿长裤，蹬上铆钉靴。裤子太短，靴子又太大，我看起来可笑极了。但我得辩解一下，从没有人教过我烧尸体时应该怎样打扮。

我的公寓位于隆德尔街上。出门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阳光照射在地上废弃的针头和尿渍上。一个身穿蓬蓬裙的流浪汉把一个旧轮胎拉进巷子，准备把它当成临时厕所解决内急。

我刚搬到旧金山时，花了三个月找房子，最后碰到了佐伊。她是一个刑法专业的学生，还是个“蕾丝边”，愿意给我提供容身之所。现在，我们俩合住在她位于宣教区的粉色复式公寓里。我们家一边是个颇受欢迎的墨西哥餐厅，另一边是个名叫“良宵”的酒吧，以拉丁裔异装癖和吵闹的墨西哥乡村音乐出名。

我沿着隆德尔街走向捷运车站时，街对面的一个男人敞开外套，暴露出他的下体。“甜心，你觉得我怎么样？”他边说边得意扬扬地朝我甩着家伙。

“老兄，你可得努把力了。”我回答道。他的脸耷拉下来。我在这儿住了一年，对他这套把戏真心感到腻味。

我从宣教区坐上捷运，穿过海湾大桥来到奥克兰，在离西风火葬场几个街区的地方下车。从车站跋涉十分钟，就能看见我工作的地方了。它看起来太不起眼了。我没想过火葬场应该长成什么样——大概和我奶奶的客厅差不多，再摆上几台冒烟的机器——但站在黑色的铁门外看，西风简直乏味得不可救药。奶白色的外墙，只有一层楼。要是有两层，它和保险公司根本就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