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巴嫩的玫瑰花

在一幢建有卷形装饰和山墙、占地两英亩的房子前,布朗特大夫停下了他的小汽车。这房子装配有大量平板玻璃和扇形窗,坐落在齐整的大草坪上那漂亮的大树间;街道整洁、宽阔而安静。草坪上的树大多是橡树和枫树,橡树依然枝条秃秃,但映着二月下旬的天际,枫树正渐次丰满,抽出了细羽般的赤褐色叶片。这日狂风阵阵,寒气袭人,天色阴霾,仿佛是从时间而非空间的遥远距离传来了城市孟菲斯的微弱声息。他的汽车是个分期付款出售的大众型牌子,然而布朗特孀居的祖母和他父亲的未婚妹妹拥有的两辆笨重的大轿车牌子却是鲜为人知的,只是曾于二十五年前在杂志上做过一英寸见方的广告。他和她们一起住的房子与他正走近的这幢有些相似。

他走上水泥人行道,按响了门铃。一个老黑人开了门,他穿着的那件白色仆人服看来像是门铃乍响时才应急借来的。“您可好,加文先生?”他问道。

“我很好,内德,”布朗特说。黑人长着个圆溜溜的、马鞍颜色的脑瓜,有一圈灰色的头发。“你怎样?”

“不怎么好,”黑人说,“我们以为您今个晚上不来了呢。”布朗特脱下外套。他细瘦精干,穿的黑色套装或许值二十五美元,或许值一百二十五美元。他黝黑的皮肤,长长的脸,一副不染时务的面容,三十又七了,还是单身汉一个。他住在祖父出生的房子里,那时还算是在乡下,不过现在已处在一条以微贱的小花命名的街上,四周成片成片地都是仿乔治时代风格的房舍,城镇和麦迪逊大街的犹太人相互之间把它们买进卖出。他和祖母、姑妈及三个黑人奴仆住在那里。祖母胖胖的,坐在轮椅上,可她胃口很好。她坐着轮椅来到桌前,打开餐巾,重新叠好,在桌沿上摊平,利索地把她那小小的、肥肥的、软软的、戴着戒指的无用的手放在上面。“你现在可以开饭了,加文。”她就会说。

布朗特离开大厅里的黑人,上了楼梯。楼梯宽大、沉重、阴暗;大厅也宽大、沉重、阴暗,温度有点过高而不利于身体健康。上层大厅也一个样,周围都是黑糊糊、暗沉沉的木头门。他进了房间,见一个妇人躺在壁炉对面的一把睡椅上,面前有一小桌,旁边还摆了把椅子。妇人裹在一条厚毛毯里面,她倚在白枕头上的头发雪白如霜。

“我原想你今天不会来了。”她说。

“对啊,夫人,”布朗特说,“我来晚了。今天下午我在巴特里炮台碰见兰·戈登了。”他在桌子旁的椅子上坐下。“你想不到吧。”

“他又挣了一百万。”妇人说。

“是啊,”布朗特讲,声调急切而忘情,身体微微前倾。“我想是这样。你想不到吧,还不到一年时间呢。”他话说得很快,身体前倾,声调急切而言语啰嗦。“内战中男人们一败涂地,要是男人让出道来而叫女人,女人像——”门开了。穿白外套的黑人没敲门就进来了,他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咖啡壶、茶杯、细颈玻璃酒瓶和足有高脚杯那么大个的闪亮沉重的玻璃酒杯。他把托盘放在桌上。

“樱桃烈酒全没了,”他说,“这儿的这东西是扬基头酒,但它也一样能叫您蹦起来。”他斟满了妇人手上的咖啡杯,又从玻璃酒瓶中给布朗特倒酒,然后他过去站在火边。“好久没瞧见您家奶奶了。”他对布朗特说。

“不到六个礼拜前她还在这儿待过,”妇人对黑人讲,“当时你送上了咖啡,你自个送的呢。”

“您脑子里想的是莱维尼亚小姐吧。”黑人跟她说。莱维尼亚小姐是布朗特的姑妈。一个瘦瘦的、不知疲倦的女人,现任法国协会的主席。这个妇女俱乐部传阅各期的《法国信使》,看上面那些保罗·福特、马拉美和亨利·贝克的东西。她们在说定的下午在“乡村俱乐部”(历史最悠久的乡村俱乐部,其他俱乐部都有称号、名字或确切地址)碰头,喝喝咖啡,用英文谈谈她们的儿子、女儿、侄女、侄子,说说青年女子协会和志愿者卫队。“是莱维尼亚小姐过来看咱们的呀,”黑人说,“是圣诞节时候。您可是从上年夏天就没见布朗特太太出过屋,夏天到来之前,您见不着太太她。”他见布朗特从玻璃杯中啜饮,又问:“您觉得扬基头酒怎么样啊?”

“挺好。”布朗特说。

“比不上烈酒啊,可烈酒今天已喝完了。这个冬天我们也不再酿了。我给太太说过酒越来越少了。”

“没有,你没说过,”妇人道,“大约两天前你才给我讲。”

“听听她说的啥,”黑人讲,“我在圣诞节前老早的时候就告诉过她了。太太真是靠不住。我是早就看出来了。”他走向门口,“我想我最好下去瞧瞧厨房里的那些黑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