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肠与爱情

当时哈里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成绩出众，不久就有机会拍他自己的第一部片子。赞助费得到了批准，拍摄班子归他调遣，电视台答应支持该片的制作并最终予以播出。那是70年代中，我们大家都在念戏剧专业，而哈里同时还上了电影学院。

哈里喜形于色。他坐在我们的厨房里不断琢磨着这部片子，他想出了别出心裁的爱情故事、含义深刻的戏剧性场面、具有双重意义的喜剧，最后决定拍一部耐看的侦探片。

“这才是他们想看的。”他说，“他们总是需要侦探片，我必须一炮打响，先得创下票房纪录，自己的理想以后总有机会去实现。”

哈里是个现实主义者，要不然他现在也不会坐在圣莫尼卡，也不可能认识达斯汀·霍夫曼[49]。哈里一向目标明确：他要当著名导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用一部老超8摄像机在他爸爸的一个香肠店里拍摄过《店中一日》：泡在店里喝啤酒的流浪汉，傍晚下班后急急忙忙往嘴里塞红白相间的咖喱香肠和薯条的办公室白领，忙里偷闲来解解馋的家庭妇女。哈里用老超8摄像机把他们都拍了下来，还配上了解说和音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他的生活。

一部侦探片，但不能缺少爱情。一部反映师生生活的侦探片，这种氛围与他自己距离不大，他了解。男学生爱上了女老师，不，还是男老师爱上了女学生更妙。他引诱了她，她的男朋友妒忌，谋杀，真相大白，眼泪，爱与死，太棒了！

他开始写分镜头剧本，但这不是他的强项。哈里善于运用画面，在我们的厨房里他也完全称得上是个能言善辩的男人，但分镜头剧本可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所以朋友们都得帮忙。我们和他一起编故事、推敲对话、提建议，他修改，我们喝阿尔及利亚优质红酒，吃夹西红柿奶酪的黏糊糊的吐司。分镜头剧本越写越长，最后定了稿，电视台编辑大喜过望。一位有经验的男演员饰演老师，一位既年轻又漂亮的女演员出演学生。有一天整个项目真的准备就绪了，开拍在即。

哈里极为幸福和激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等一等，似乎还有什么事让他放心不下。

“我也说不好，”他说，“但确实有件事还没有搞定，那就是电影还缺个理想的开头。我总不能让她就那么坐在教室里热烈崇拜他吧。多丽丝，一位热恋中的十七岁姑娘会做什么？”他问我。

亏他问得出来！我总是惊讶，男人和女人之间竟然还能建立起爱情关系，尽管他们彼此是那么不了解对方。我十七岁时曾爱得痛不欲生。他是个小提琴手，面色苍白，头发金黄。我热情奔放，他则沉静如水。正因为如此我才爱他，他的一切都与我截然不同。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爱上与自己不同的人。年长以后人们才寻找与自己类似的人，寻找安静、理解、和谐和一致。但十七岁时一切都必须是新奇的、另类的、罕见的。我的钢琴弹得一塌糊涂，他的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我年轻而毫无经验，他三十出头，在乐队里有个固定的女朋友，还和一位戴顶大帽子的西班牙语女教师有艳遇。但他和我一起远足散步，他握着我的手管我叫公主。他带我到他的住处，用他的小提琴给我演奏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我的心在颤抖，恨不得立刻嫁给他。当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还有两年才中学毕业。我们甚至没有在一起睡过觉，当时还是60年代！我们不过是偶尔接接吻。为了他我写满了一本又一本日记，写他，写给他。“今天我见到了你，这是金色的一天。”我写道。我写诗：“一切最终不过是一场等待，等待你，等待你的爱；你深深、无法形容地深深充盈着我，就像众多花朵的芬芳充盈着一座狭小的花园。”

今天我想自己大概是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类似的句子，或许是从哪儿抄来或改写的。但当时觉得所有这些感情都只能出自我的内心，没有任何人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与梦想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一座狭小的花园……不错，我念给哈里听，他大受鼓舞。

“太棒了！”他喊道，“她就是得给老师写这种伤感诗！”

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忆起这些我的心中仍旧有些隐隐作痛。

“我用自己的心血替你把天空染成黑莓色，但你从未与傍晚一起降临，我穿着金鞋伫立在那里。”我背诵，哈里高兴得在地毯上直打滚。“金鞋，我受不了了！”他笑道，“这真绝了，你听到了吗，奥托，女人们穿着心仪的金鞋伫立在那儿等待着我们，来，把它写下来，多丽丝，她正是该这样含情脉脉地注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