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鲍勃·迪伦和我（第5/6页）

不会再有鲁珀特、再有《法兰克福汇报》；不会再有布洛克，和他那双鞋跟磨偏、鞋尖往上翘起的黑色牛仔靴。我们班上的一个吉尔吉斯族孩子讲过，蒙古人认为鞋尖往上翘是为了不划破大地之神的面孔。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可是布洛克为什么穿这种鞋？他是个沮丧的无神论者，在科隆的大街上穿鞋尖往上翘的牛仔靴？荒谬，一切都很荒谬。要是有谁想跟我讨论我的生活该怎么过，对不起，我早就烦透了。我渴望找这么个人，他完全接受我的现状：不修边幅，头发上有头屑，心灰意懒，他得把我重新变得像从前那样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我就想做我自己，不想当什么夫人、母亲、女儿，现在还不想当奶奶，简简单单就做我自己。

门铃再一次响起来。收音机的古典音乐台里一位钢琴家正在马马虎虎地弹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我想起列宁曾说过，他也非常愿意沉浸在热情奏鸣曲中，可是现在没有这份时间，这时候要做的事是砍头。我也想把下面按门铃的那个家伙的头砍下来。

我拿起自己的酒杯和香烟，走进了起居室，一晃已是黄昏了。有没有可能，我自得其乐地想，我的前夫，那个迂腐死板的知识分子从库埃纳瓦卡回来了，刚巧今天也在下面按门铃。说不定三个人都在下面，正议论着我，想进到我的厨房里，我还应该做煎土豆和荷包蛋，给鲁珀特——那个无聊透顶的家伙；给布洛克——那个十一岁就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四岁就已经三次半心半意地尝试过自杀的人；给我的前夫——那个坚持不懈要从整体上改变这个世界，可在具体的小事面前却束手无策的主儿。偏偏在今天，说不定他还想看看自己的儿子，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托马斯·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幸亏他像是从父亲家族的模子里刻出来的，一点都不像他那颠三倒四的妈！对不起，我的先生们。我不想见《法兰克福汇报》的读者，不想见那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不想见那个妄图改变世界同时还是父亲的人，儿子不在家，母亲没心情，谢绝入内。

就在这一刻，有把钥匙插进了我起居室的门锁里。不可能是汤姆，另外他也从来不会这样，不以商量好的方式先按门铃就开门——他不希望在会令人尴尬的情况下惊扰我。鲁珀特走的时候就把钥匙还给我了。那个前夫根本就没有过这个公寓的钥匙，还有就是布洛克——布洛克应该不至于这么无耻，拿把钥匙就理直气壮地又进来吧，当初他可是目中无人地摔门而去的。要是他，我一定把他轰出去，会把那些一直放在走廊一个袋子里的波德莱尔的书砸到他脸上，那些书的封面是珠灰色山羊皮做的。没准今天他就是因为这些书才过来的，我得……

进来的是卡尔，他站在门口，个头不高，挺壮实，一脸的困惑。

“为什么不开门呢？”他问，“你死啦？”

“我想还没有吧，”我说，“只是不想把我的过去放进来。”见到是卡尔，我真是太高兴了。

“别，”卡尔说，“让它进来，也让我进来。赶快打开电视，正在播放鲍勃·迪伦之夜节目。所有音乐怪人都在唱他的歌，只唱他一个人的歌，我实在没办法一个人看，这种节目只能和你一起看。”

卡尔从厨房拿过来两瓶啤酒，我打开了电视机。

维利·尼尔森出现了，梳着他那长长的灰色发辫，面庞英俊，他唱道：

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过一分钟我就回来，

到时候你能不能搞明白？

“对呀，”卡尔说，“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曾经想要什么？我自己都忘光了，你告诉我吧，维利！”

我用胳膊搂住卡尔，说：“瞧瞧维利·尼尔森，他一直忠实于自己，你再看看，美国和他那些牙医们把克里斯·克里斯托佛森给弄成什么样了！”

克里斯托佛森现在成了个肥胖的庸人，戴着一口令人作呕的假牙，可是毕竟是他安慰了哭泣的女歌手西尼德·奥康娜，前不久西尼德·奥康娜当众撕毁了教皇的肖像，听众开始起哄，不让她唱，是克里斯托佛森把她扶下了台，对此我义愤填膺。

“为什么让这些人参加迪伦音乐会？”我问，“迪伦在哪儿？他怎么可以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不是他允许的，”卡尔说，“这个世界荒谬虚伪，这一点迪伦比谁不清楚？他会为此写首歌的。”

我和卡尔喝着啤酒，埃里克·克莱普顿和卢·里德留着汤姆那么短的头发，居然唱着：“不必多想了，这没什么。”这让我想到：看起来还不是一切都已经失落，尽管时代变了，有些东西自始至终不会变，谢天谢地，有些东西会永远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