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丽的岁月（第4/11页）

她向来如此——“还行”——这就是最高的评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如果德语或拉丁语拿了个二分，而不是一分[1]，她会说：“还行。”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如果我按自己的心意打扮好了准备参加聚会或舞会，问她一句“好看吗”，她就会用挑剔的眼光看看我，说：“嗯，还行吧。”赞美？认同？她身上没有这个细胞，这样的话永远不会从她的嘴里吐出来，好像一句赞美就会让她降低身份，让她变得渺小。当她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瞪着惊恐的眼珠子喘气的时候，我坐在她床边，说：“妈妈，你的气色好极了，你连皱纹都没有。”在那一刻我恍然发觉，我以前也从来没有赞美过她，或是对她说过什么亲切的话。直到她再也不能回答我的时候，我才把这样的话说出口。我恨不能代替她一动不动毫无生机地躺在那里，让她对我说些充满关爱的话，赞美我，亲近我，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啊。

她把包好的柠檬卷塞进一个塑料袋递给我，笑盈盈地说：“你小时候可喜欢吃了。”我险些冲口而出：我又不是孩子了。可说这话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忧郁、冷漠、半大不大的孩子，就好像我吃了剩下的柠檬卷就会变得强有力似的。

告别的时候，她塞进我手里的除了装柠檬卷的塑料袋，还有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条蓝色羊绒围巾。“拿走吧，孩子，”她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会再穿蓝色的衣物了。何况我有满满一抽屉的围巾呢，让我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一切都跟历次一样，可又不太一样。因为，当我再次向她挥手的时候，站在台阶上的她忽然石破天惊地说：

“米兰！我还从来没去过米兰呢！”

那又怎么样——她这一辈子本来就很少出门旅行啊。她参加过一次乘汽车环游法国的旅行，却因为一件事而心烦意乱，那就是连小孩子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哎呀，妈妈，”我说，“他们是法国人哪，他们是说着法语长大的，那是他们的母语啊。”“那又怎么样呢，”她固执地说，“那么小，法语却说得那么流利，老天爷呀。”

当我把妈妈的这些趣事讲给朋友们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好笑。我却笑不出来。自儿时起，我们之间就有一堵高高的危墙。每次见面，每次谈话，如果我们在墙边靠得太紧，它就会摇摇欲坠，好像随时会塌下来将我们其中一个压死。今天我知道了，本来我和母亲在一起时可以有很多的欢笑——然而，在那时候，只要我去看望她，在她把门打开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看出来了：嘿，旧账还没有算完。每个伤口都还在淌血，便没有了欢笑。

我从来没有想过跟母亲一起去旅行，更不要说去米兰，更不要说是现在，在我想要与弗洛拉见面的时候。可是她就站在我面前，矮小而矍铄，神采奕奕地对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带我去呢？意大利！那才算是你送我的美好的礼物呢。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

这种话她说了将近二十年了——这就是我最后一个圣诞节了，我活不到下一次过生日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在消失……或者，只要她稍微有点感冒伤风，她就爱说：“我只有一天可活了。”这些都是她敲诈我的手段。只要她的身体好了一些，或是圣诞节、复活节、生日什么的过去了，她马上就会变回原先那副硬脾气，知道该怎么对付我，比如说买皮大衣时要买黑色的而不是棕色的，这样她就能以更好的形象出席我的葬礼，而且，上帝，如果她真的死在我前头，那黑大衣就可以让我在她的葬礼上穿。

“那太累了，你受不了的。”我找了个借口，一边想象着开车和母亲一起上路会是什么情形。

“只要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她说，“米兰！一定很美啊。”“米兰可算不上美。”我说，她敏捷地顶了回来：“那你又去干什么呢？又看上哪个小伙子了？”我执拗地沉默着，摆出一副她称作“中国式表情”的苦瓜脸。“呸，瞧你这副中国式表情，”她说，“我再也不问了，再也不问了，谁自找倒霉谁自己知道。”这种话我是不能忍受的：“谁自寻快乐谁自己也知道。”她说：“那好哇。”

“我是去跟一位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女士会面。”我只得这样说。“你跟一个意大利女人有什么工作关系？”她怀疑地问。我不耐烦起来，“妈妈，”我说，“我去干什么都无所谓，主要是路上的时间太长了，天气又这么热，很累的，我要在那里待两三个星期呢，你要回来时怎么办？”“上帝，我可以坐飞机嘛，”她说，“我可以待两天然后坐飞机回来，让克劳斯去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