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丽的岁月（第6/11页）

上车之后，我问她：“爸爸的兄弟们还有在世的吗？”

“耶稣先生，”她说，“耶稣先生还活着，是卡拉告诉我的，她有时给我打个电话。”我父亲还有两个姐姐，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我最后一次见到卡拉姑妈是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她号啕大哭，不住地拥抱我母亲，让我吃惊的是，母亲也那样真诚地回应她的拥抱。那时候姑妈是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现在肯定有八十多岁了。她丈夫在战争中阵亡了，战后她和嫁给一个警察的宝拉姑妈一起开了一家手工艺品店，经营了好多年。

我母亲偶尔从卡拉姑妈和宝拉姑妈的店里买些毛线来织，她的手艺很糟糕，却又乐此不疲。但是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那边的亲戚都断了联系。她搬到了南方的一座小城，我一直到中学毕业都在寄宿学校读书，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叔叔姑姑们。在这个家庭里大家并不作兴写信，便中断了互相的联系，但我经常想起“破烂儿叔叔”“啤酒叔叔”和“大少爷叔叔”。

“这么说起来我们根本没什么亲戚了，”我说，“你的姐妹都去世了，玛格丽特表姐是个讨厌鬼——可是我们本来是个大家庭——爸爸有七个兄弟姐妹，你有五个。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呢？”

“随风而逝。”母亲说着，戴上一副古怪的太阳镜，“瓦尔特得癌症死了，奥托死于心肌梗死，弗里茨被电车轧死了，海尔曼死于盲肠炎，宝拉酗酒而死。只有卡拉和我还活着。”“你们有联系吗？”我问。她说：“很少。”

母亲这边的亲戚的情况，我知道得多一些，跟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也多一些——除了她的弟弟维利，其他人都死了。而她跟这个弟弟是不讲话的，因为他是纳粹分子，就好像他们当初都不是纳粹分子似的。当然，他做的坏事更多，他曾经诬告自己的父亲有叛国言论。之后我的外祖父就被送进了集中营。他回家时重病缠身，不久就去世了。维利舅舅从波兰回来之后，除了他的妻子玛丽娅没有人跟他讲话。

“我家里有四个人都是一条腿的。”母亲忽然很有兴致地说，弄得我险些错过了往巴塞尔方向拐弯的路口。“一条腿？是因为遗传吗？那我可是够走运的。”

“亨里希舅舅，”她说，“有糖尿病，很早就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得了骨癌，也切掉了一条腿。莫里茨舅舅有钱得多，经常把自己穿旧的好衣服送给亨里希舅舅。他失去的是左腿，总得把左裤腿扎起来。可是亨里希舅舅失去的却是右腿，他又不想穿皱巴巴的裤子，所以他们总是吵架。”“另外两个是谁？”我问。“我的祖父，”她说，“他是威斯特瓦尔德的鞋匠，又务农又做鞋，有一次他用上好的皮子给自己做了一双鞋，可是当他第一次穿上新鞋想出门的时候，却发现鞋做得太小了，气得他拿把斧子把脚趾头砍了下来。这下只好把脚截掉了。”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后，母亲对我总是有那么多的怒气和暴躁情绪，原来这才是根源。有一次她用火通条打得我皮开肉绽，之后像没事人儿似的不闻不问。我让不久之前给我行坚信礼的牧师看身上的伤痕，很快就离开她进了寄宿学校。我们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毫无对方的音信。只是卡拉姑妈偶尔给我寄个包裹，寄点小饼干、糖和一点钱。[3]

“第四个，”她说，“就是尤普舅舅。他的一条腿在俄国被打断了。他是死在战俘营里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忽然想，我现在问问她吧。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至少可以挑起这个话头，也许她会说一句“我很抱歉”，于是我问母亲：“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狠地打我？”

答案马上就来了：“我没有打过你。”

我沉默了，加速行驶，高速公路是笔直的，空荡荡的，阳光照耀着，远处出现了一座桥。“妈妈，”我说，“如果你连一次，就这么一次都不肯承认，承认你那么狠地打过我，我就冲着那个桥墩撞过去。见鬼。”她不说话，我继续开，桥越来越近了。我并线到左道上，朝着中间的桥墩开去，突然之间心静如水。

好吧，又能怎么样呢，我想。也许我跟弗洛拉的交往又是一个错误，有什么了不起，一切还不是都会过去。我的心情异常平静，甚至是如释重负，好像我用不着再做什么决定，有人代替我做出决定了。我死死地盯着桥墩，只等待着碰撞，一边想，我的生命——还能怎么形容呢——是充实的，恰恰是和我母亲一起死去，一起下葬，并排躺着，没有爱，进入永恒，阿门。“丢掉你与生俱来的恐惧吧，我不害怕，我不是一具骷髅……”我想到这里，几乎是快乐的。桥墩越来越近了。母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叫道：“是的是的，可是让我怎么办，我实在拿你没有办法。你那么小就跟男孩子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