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得勒支的宁静（第3/8页）

至少这一回是。麦迪是留下来的人。她先离家上大学，然后才是我。你给我四年，她说，我给你四年。然而我结婚了。她也并不意外，她被我卑鄙的、无用的负疚感激怒了。她说她一直都打算留在这里。她说妈妈不再让她“心烦”了。“我们哥特的妈妈，”她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随便她了。我再也不会要求她像个人样了。你知道。”要是说麦迪是个虔诚的人，她感觉到了自我牺牲的愉悦和彻底弃绝的强烈又神秘的吸引力，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不过谁会这么说麦迪呢？当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的老姨妈们，安妮姨妈和卢姨妈，都对我们说，有责任感的儿女会为身患重病的父母放弃自己的一切。麦迪便丝毫也不虔诚地引用了现代精神病学的观点。纵然如此，她还是留在了这里。对我能想到的，我能够想到的一切，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她也许能适应，甚至能主动选择过这种没有时间的，在纯然想象之自由中的生活，像孩子们那样，未来不被干涉，一切皆有可能。

换个话题，大家会问我回到朱比利感觉如何。我不知道。我始终还在等有什么来告诉我感觉如何，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回来了。那天，我从多伦多开车北上，孩子们坐在后座上，两千五百英里的旅程，开到最后我非常疲惫。我不得不关注高速公路和旁路的复杂系统，反正这世间没有哪条轻松的路可以通到朱比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看见车的前方是市政厅墙皮剥落的、华而不实的楼顶，熟悉得出乎我的意料。市政厅的建筑和镇上其他四四方方又单调的灰色和红色砖砌建筑毫无关系。楼顶下挂了一口大钟，万一有惊人的灾难发生，就会响起来。我的车驶向主路。一座新的服务站，王后酒店的外墙新刷了灰泥。再转向安静的、衰败的旁路，这里路边住的都是老处女，花园里放着鸟澡盆，种着翠雀花。这些大砖房我都很熟悉，木头长廊，装了纱窗的幽深窗户宛如张开的洞口，在我眼里都有些似真亦幻。我不管是对谁说我的感觉，说这条街半梦半醒，即将沉没，他们都会想带我去镇北，那里有一座新的软饮料灌装厂 ，几座庄园风格的大房子，一家太妃冰激凌店。最后，我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房前停下车，停在一小片树荫下面，我的小女儿玛格丽特用难以置信却力图公正的语气说：“妈妈，这就是你家？”

我感觉到了，女儿的声音传达的是一种复杂的失望情绪，明显，她似乎并没有抱什么希望，甚至预先就放弃了希望，声音中包含了此时全部的枯燥和陌生，就在此时，传说的源头，令人不满足的、抱歉的、持久的现实都被揭示了。太阳底下，房子上的红砖看起来粗糙而燥热，有两三处裂出了长长的、扭曲的纹路。走廊上单调的装饰已经开始剥落。前门旁边的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以前就有，现在还在。我坐着，看着它，令我困惑的是，竟然没有情感的认知。我坐在那儿，看着这座房子。遮光帘没有动静，房门也没有打开，没有人出来，没有人站到走廊上来。没有人在家。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现在麦迪在市镇文书的办公室工作。另外，因为没人在家，房子竟然呈现出如此封闭、荒凉、贫困的外观，着实有些让我意外。当我穿过前院，走上台阶，我意识到这些年住在海边，自己已经忘记了内陆浩瀚无边的炽热，那感觉仿佛头顶着整个燃烧的天空。

贴在前门上的告示是麦迪潦草夸张的手迹，宣称来客欢迎，孩子自便，价格后议，包你后悔。门厅的桌子上搁了一束夹竹桃，在这样的夏日午后，夹竹桃醇和的香味弥漫在封闭的屋子里。“上楼！”我对孩子们说。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不过，这并非我转身的原因。我明白了，我其实是在等妈妈叫我，她躺在餐厅的沙发上叫我。在炎热的夏天，她就躺在那儿，拉下百叶窗，喝一两杯茶，反正这一两杯茶从来都没有喝完过。每到吃饭时间，就分给她一些食物，像对待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一小碗果脯，几片蛋糕。我觉得，仿佛没听到妈妈荒凉的叫声，我就没办法关上身后的门。当我准备回答她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格外沉重。她叫，谁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