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得勒支的宁静

我在家已经住了三个礼拜了，这段经历并不成功。我和麦迪，尽管一直在开心地说这一趟亲密旅行能在一起待这么久很享受，不过要是真的结束，我们都会如释重负。沉默会让我们烦恼，我们总是笑得太过头。我担心，很可能是我们两人都担心，说再见的时候，除非我们飞快地吻吻对方，热情地、开玩笑地拍打对方的肩膀，否则我们只能直视进彼此之间的一片荒凉，我们不仅互不关心，内心深处还彼此排斥。这么久以来，我们所有的分享都并不是真正的分享，我们两人心里都在猜疑，都觉得对方已经变成了外人，没有了权利。

夜晚时分，我们常常坐在外头走廊的台阶上，喝杜松子酒，愉快地抽烟驱蚊，一直待到很晚才会上床睡觉。天气很热，要入夜很久，热气才能消散。高高的瓦房里，直到下午三点之前都颇为凉爽，然后天黑很久以后，白天的热气还是困在屋内。永远如此。麦迪和我回忆，我们当初是如何把床垫拖下楼，拖到走廊上，躺在上面数流星，试图挨到破晓时分。我们从来没能真的做到。每天夜晚，河面上的冷气流携带了河岸芦苇和软泥的味道吹过来的时候，我们便睡着了。十点半，有一辆穿行小镇的公交车路过，车子不会放慢速度，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经过我们这条路。以前从大学回家，我坐的就是这辆公交车。记得某些温暖的晚上，我经过朱比利镇，看见巨大的树根周围裸露的土地，一个个小小的水坑包围了街上的自动饮水机。蓝色的、红色的、橘色的光线编织出柔和的潦草字样：台球，咖啡馆。认出这些标牌上的字时，会有一种奇怪的压迫感和解放感，仿佛我用学校的假期，用我的朋友，还有，用我的爱情，换来的是阴沉的家庭世界，这里只有永不间断的灾难。四年前，麦迪有过同样的旅程，必然也是同样的感受。我想问问她，那些像我们一样长大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失去了信任的能力，过不了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没法生活在宁静的现实中。但是我没有问她。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类似问题。念咒于事无补。我们就别互相破坏情绪了。麦迪会用她微弱的、机敏的声音这么说，还会用她喜欢的俚语，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谈这些问题。

有一天晚上，麦迪带我去参加湖边的一个聚会，从家往西大约有三十英里路程。聚会在一座度假屋里举行，两个朱比利的女人租了这座度假屋，为时一星期。去的大部分女人似乎都是孀居、单身、分居或者离婚，男人则大部分都年轻、未婚。从朱比利来的男人实在太年轻，我记得他们似乎都只是低年级男生，有两三个年长的男人，都没带太太来。不过女人们出人意料地提醒我，有些女人自打我童年时就认识我，尽管我从来没有在聚会上见过她们，只见过她们在商店里，办公室里，有时候是在朱比利的周日学校里。她们和已婚女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她们稍许活泼一些，锐利一些，不得体一些—不过，我也觉得其中只有一两个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值得尊敬是个问题。

尽管她们穿着中年妇人的衣服，款式却很时髦，在她们坚挺的合成面料做成的紧身内衣上沙沙作响。她们在人造花上洒了很多香水。麦迪的朋友们就要现代许多了，头发染成紫铜色，眼睑涂成蓝色，喝起酒来个个精力充沛。

我想麦迪并没有注意这些人。她身材纤瘦，仍然披着漫不经心的黑发。她的脸变瘦了，皮肤变紧了，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少女般的傲慢神情。不过，她说话有刺耳的鼻音，就是当地口音。我们以前习惯取笑说，她调情和喝醉的时候，才能镇定自若地说话。在我看来，她似乎一直千方百计地融入这些人。没过一会儿，她得手了。在我看来，我觉得她想让我看看她是怎么成功的，看着她否认那种隐秘的，让人振奋的，真正可怕的势利。小时候我们一同培养了这种势利，当然，我们向自己许诺，要见识比朱比利更大的地方。

玩游戏的时候，每个女人要拿出一件衣物。开始大家很正派地拿出一只鞋放进篮子里，然后，男人们进来了，开始玩替鞋子找主人的游戏。我出了房间，坐在车里。我觉得孤独，我想到我的丈夫和我的朋友。我听着聚会的喧闹声，听着海浪拍打海滩，没一会儿就睡着了。麦迪很晚才出来，嘴里说着：“上天哪！”她笑着，快活地说话，态度像英国电影里的女人。“你觉得恶心？”我们俩都笑了。我觉得抱歉，我喝酒喝得不舒服，不过没喝醉。“他们说话并不怎么妙语如珠，不过心没长歪，就像俗话说的。”我没有说什么，一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我们从伊瓦休伦开回朱比利。然后，我们再也没参加过什么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