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疗伤药（第3/5页）

我说我盼望的是放纵的后果时，指的不是这样的后果。我想的是某种情绪的彻底变化，一种兴奋的，没有任何责任的情绪高涨，一种逃避以及失控的感受，伴随的是微微的眩晕感，也许还有一种大声傻笑的冲动。我丝毫不知道是这样的，天花板打转，像有人朝我扔过来一只无比巨大的盘子；也没有想到，椅子上淡绿色的斑点膨胀，从不同方向汇聚到一起，瓦解，和我玩一个充斥着巨大的，毫无意义的，单调的，恶毒的游戏。我的脑袋往后仰，我闭上了眼睛，然后，我立刻又睁开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离开椅子，往走廊走。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到了贝里曼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我浑身不舒服，哪里都不舒服，我像石头一样倒在地上。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再也想不起来接下来的任何情景了。我对于接下来的一小时，或者两小时的记忆，碎成了生动的，却未必真实的片段。片段与片段之间，除了黑暗与无常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记得我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看着脸一侧的六角白色小瓷砖。它们在一起拼凑出来的图案逻辑清晰，令人赞叹。我以一个刚刚被呕吐撕碎的人的心智，怀着一腔支离破碎的感激之情，看着这些图案。接着，我记得的是，我坐在走廊电话前的凳子上，虚弱地问乔伊斯的电话号码。乔伊斯不在家。她妈妈告诉我，她在凯·斯特林格家。乔伊斯的妈妈是一个没脑子又多嘴的女人，她一点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尽管我感觉虚弱，机械地和她说谢谢。我不知道凯家的电话号码，只能问接线员了，我想我没办法查电话号码本。

凯·斯特林格并不是我的朋友，而是乔伊斯的新朋友。她似乎有一种放浪的声名，还有一头长发，颜色从肥皂的淡黄到焦糖的棕色都染过。色泽虽自然，颜色本身却很奇怪。她认识许多比马丁·柯林伍德更让人兴奋的男孩子，退学的男孩，或者被送到城里曲棍球队打球的男孩。她和乔伊斯坐这些男孩子的车到处游荡。有时候，她们和他们一起去小镇北边公路上的快活舞厅。当然了，肯定是对她们的妈妈撒了谎。

我和乔伊斯通话了。她非常兴奋，因为她身边总是有男孩子，她几乎没有在听我讲话。

“嗯，我今天晚上不行。”她说，“这里有几个小孩。我们要打牌。你认识比尔·科林吧？他在这里。罗斯·阿莫……”

“我吐了。”我试着说清楚，发出来的是非人声的嘶喊，“我喝醉了！乔伊斯！”然后，我从凳子掉了下来，听筒也从手里掉了下来，凄凉地重重敲在墙上，敲了好一会儿。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乔伊斯我在哪里，所以她想了一会儿，给我妈妈打了电话，找了一个借口，就是那种年轻女孩最乐于编造的，毫无必要的借口。她知道了我的地址。她和凯，还有那些男孩子当中的三个，对凯的妈妈撒了谎，然后一起跳进车里，出来了。他们发现我躺在阔幅织机织成的走廊地毯上。我又吐了，这一回，我没能到卫生间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斯特林格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人。她只是偶然来到现场，她喜欢危机事件，特别是像这样的危机，有可疑的，可以诽谤的一面，而且必须对成年人的世界保密的危机。她立刻兴奋起来了，变得积极能干，以前被称为的放浪，实际上不过是强烈的女性本能泛滥，管理、安慰和控制的本能。我听到她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过来。她叫我不要着急，叫乔伊斯去找一个最大的咖啡壶，装满咖啡。她说，要浓咖啡。她叫男孩把我扶起来，抬到沙发上。稍后，一片离我遥不可及的雾气之中，我听见她在要板刷。

接下来，我躺在沙发上，盖了一块他们在卧室找到的针织围巾。我不想抬起头来，屋里充满了咖啡的味道。乔伊斯进来了，看起来脸色苍白。她说贝里曼家的孩子醒了，她给了他们一块小甜饼，叫他们回床上去，所以没事。她没让他们出房间，她觉得他们什么也不会记得的。她说她和凯已经清理了卫生间和走廊，不过她担心地毯上还是有一块污迹。咖啡已经煮好了。我的意识还不是很清醒，男孩子打开了收音机，把贝里曼家的唱片全翻了一遍。他们把唱片都放在地板上。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头，但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

凯给我用早餐杯倒满了咖啡。

“我不知道能不能喝下去。”我说，“谢谢你。”

“坐起来。”她轻快地说，仿佛她每天都要对付喝醉的人，我用不着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似的。（几年之后，在产科病房，我又听到并认出了这种腔调。）“现在，喝吧。”她说。我喝了，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只穿了一件衬裙。乔易丝和凯把我的上衣和外裙都脱了。她们把裙子刷了刷。因为上衣是尼龙面料的，就把上衣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我把围巾拽上来，盖在胳膊上。凯笑了。她给大家都倒了咖啡。乔伊斯把咖啡壶拿进来，在凯的指示下，只要我喝了一点，她就帮我把杯子倒满。有人颇有兴致地问我：“你一定是很想喝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