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

某天晚上，我在熨裙子的时候，我人生的解决方案突然跳进了我的脑海。很简单，不过，大胆而且奇特。我去了起居室，我丈夫在看电视，我说：“我觉得我应该有间办公室。”

就连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这想法是异想天开。我要办公室干什么？我已经有座房子了，这座房子舒适、宽敞，还能看见海。房子里有相宜的空间，用来吃，用来睡；几间浴室，有和朋友说话的地方。我还有花园。家里不缺地方。

也不全然如此。对我来说，如此开诚布公实为不易。我是个作家。听起来不太对。太自以为是了，不过是个冒牌货，至少并不令人信服。再试一下，我要写作。听起来是不是好一点？我想试试写作。更糟。虚伪的谦虚。那，怎么办？

没关系。无论如何，我说出来了。我的话为它们自己赢得了沉默一片的空间。说出口之后的敏感时段。但是，大家都是体贴的，沉默很快就被友好的声音所表示的关切吞没了。各种各样的赞叹。真棒。对你是好事儿啊。哦，诱人的好主意。他们颇有兴致地打听，你要写什么？虚构的小说。这一回，我轻而易举地克服了羞耻感，甚至语气还有一丝尖刻。我并非一贯如此。每一次，明显的焦虑都会被机敏的圆滑措辞安抚下去，消灭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我的回答把他们准备好的安慰之词一扫而空。现在，他们只好回答：“哦，这样。”

就是这样，我想要一间办公室。我对丈夫说，我要在办公室里写作。我立刻意识到了，这似乎是个苛刻的要求，算是难得的一回自我娇纵。大家都认为，写作，需要的只是一台打字机，或者一支笔，一叠纸，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些东西卧室的角落都有。但现在，我又想要一间办公室。

而且，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我想在办公室里写作，我能不能真的静下心来这么做。也许我会坐下来，盯着墙发呆；其实这样的前景对我而言，也不算太煞风景。我喜欢的，其实是这个词听起来的感觉，“办公室”，自信，安宁，有方向，而且还挺重要。不过，我不想告诉丈夫这些感觉。恰恰相反，我发表了一通非常形而上的详尽解释，我大抵记得是这样的：

对一个男人来说，房子用来工作挺合适。他把工作带回家，为此还特意清出一块地方给他工作。为了尽可能地配合他的需要，房子的布局要重新安排。谁都能看出来他的工作存在。没人指望他接电话，也不会指望他能找到找不到的东西，或者孩子哭了他能起来看看，更不会盼着他去喂猫。他完全可以关上房门。我说，想想吧，要是一个妈妈关上了房门，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她就在门后头。为什么孩子们都会觉得这样对待他们太粗暴？一个女人，坐着那里，看着空气，看着一片乡村的田野，但她的丈夫并不在这片田野中，她的孩子也不在，人们就会觉得这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所以，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男人不一样。她不是走进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个人。她自己就是这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真话。不过通常情况下，每每争论的时候，我都会担心自己不应该这样说，把话说得太过断然，太过情感用事。某些时候，也许是漫长的春天的夜晚，天上下着小雨，氛围忧伤，花丛里只有索然无味的球茎。想去海上漂流，光线又太暗了。我推开窗户，感觉到房子仿佛怕得缩回了树林之中，灰泥，以及其他简陋的建筑材料，包括这屋子里的生命，都已经退去，将我一个人留下来，暴露在外，两手空空，却感到一种强烈的，无拘无束的颤动，自由且孤独的颤抖。艰难，不过对我来说，正好是完美的时机来承受。于是我知道了，我的一生是如何受到保护，如何被保护所牵累。在这么漫长的岁月之中，我是如何被温暖所限制的。）

“去看看吧，要是你能找到一间不算贵的话。”我丈夫只说了这么一句。他和我不一样，他并不真的需要解释。别人的心，都像一本合上的书。这是他常说的话，并不觉得遗憾的样子。

即使这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这事儿能办成。也许在心的深处，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不合理的愿望，并不应该被满足。要是我要的是一件貂皮外套，一条钻石项链，就容易得多了。这些都是女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孩子们听说了我的计划之后，表现出强烈的怀疑和漠不关心。不过，我去了购物中心，那儿离我家有两个街区远。我注意到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不过没有想过适合不适合我。其中一座楼上有两个窗口挂了几块出租的牌子，是一家药店和一家美发沙龙。当我走上台阶的时候，有一种完全不现实的感觉。当然了，租用办公室算是一项复杂交易，并没这么简单：不只是要在空荡荡的房门上敲两下，等人家答应。租办公室必须要办理很多手续。而且，还要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