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疗伤药

我爸爸妈妈不喝酒，以前也没好过这一口。我还记得，读七年级的时候，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郑重其事，其实又转瞬即逝的洗脑课上，签了禁酒的宣誓辞，妈妈说：“这个年纪的孩子尽会瞎胡闹，做白日梦。”天气热的时候，我爸爸会喝一杯啤酒，不过妈妈不会陪他喝，而且，不管是偶尔还是象征性的，他总是在屋外喝。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上，我们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我不应该说正因为如此，才让我陷入了困境之中，因为我陷入的困境是我狭隘天性的如实表现。正是出于同样一种天性，在任何需要表现母亲传统的自豪以及成就感之时，我妈妈都是一脸阴沉和深深的绝望。我指的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舞会出门的时候，我突然铁了心为上大学做准备的时候，她的样子，仿佛她不可能指望，也不曾要求我会像其他女孩一样经历这些。女孩们梦寐以求的心爱之物，兰花、好男孩、钻石戒指，到了应有的阶段，她朋友的女儿们都会自然带回家，我却不会。而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希望我带回家的是小灾难，不是大灾难—比如说，和一个连养自己的钱都赚不来的男孩私奔，要比被当成白奴拐卖强。

不过，我妈妈说，无知，也许你喜欢称之为天真，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美好，我不确定对像你这样的姑娘来说，算不算危险。然后，她还要强化她的看法。她有引经据典的习惯，这种习惯本身就是天真的自以为是，一股封存已久的樟脑丸味道。我倒一点不意外，因为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这些话说给贝里曼先生听，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我帮贝里曼家看孩子的那个晚上，应该是在四月。我整年都在谈恋爱，至少从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开始算是。在学校集合的时候，一个名叫马丁·柯林伍德的男孩给了我一个惊喜的，欣赏的，相当有暗示意味的殷勤笑容。我不知道什么让他这么惊喜。我看起来和平时一样，穿了一件旧的宽松衫，自己在家卷的头发已经变形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第一次带我出门，在走廊黑暗的角落吻了我。另外要补充的是，吻的是嘴。这是第一次有人有力地吻我。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也许到了第二天早上，我都没有洗脸，以便完整无缺地保存这些亲吻的印记。你看，我向你们展示了这场艳史最痛苦的琐碎片段。两个月后，经历了一些性爱的步骤之后，他把我甩了。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和他在为圣诞节准备的戏剧《傲慢与偏见》里演对手戏。

我说，我再也不想和这场演出有关系了。我让另一个女孩替补我的角色。不过，当然，最后我还是去看演出了。我和我的女朋友乔伊斯一起坐在前排，当我看见穿着白色马裤和丝绸背心，贴着连鬓胡子的达西先生，感到痛苦或者喜悦之时，乔伊斯就会按住我的手。我把马丁当作达西先生，这个办法挺有用的，反正每个女孩都爱达西先生。在我的眼里，这个角色赋予了马丁一种别样的傲慢，一种男性的光彩，因此我没办法清楚地认识到，他其实只不过是个高年级学生，长相普通，智力中等，因为喜欢戏剧俱乐部和少年军乐队这类活动，有点小名气。他恰好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第一个对我感兴趣的，也能拿得出手的男孩子。演出的最后一幕，他们给了他一个拥抱伊莉莎白的机会。（玛丽·毕晓普，肤色菜黄，毫无身段，不过她有一双活泼的大眼睛。）面对这个现实的挑战，我心酸地把指甲抠进了乔伊斯饱含同情的手掌心里。

这天晚上，是几个月真真切切的痛苦的开端，其实多少都是自我折磨。对我而言，是一段悲惨的日子。为什么总是忍不住轻易提起这种事，而且，发现自己对一段莫名其妙的往事陷入了如此这般的荒唐情绪，会感觉反讽，甚至惊奇呢？这便是我们的倾向，讲到爱，当然是指青春期的爱情，几乎觉得义不容辞的倾向。你想想，无所事事的那些无聊午后，我们挑几段痛苦的回忆作为消遣。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回忆没有让我格外快乐，更糟的是，甚至没能让我惊讶—我还记得我做过的愚笨的，伤心的，丢人的事，恋爱的人通常都会做的事。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游荡，然后装作根本没有看见他。聊天的时候，我用尽荒谬的办法，转弯抹角，以便偶尔提起他的名字，感到一种苦涩的愉悦。我无边无际地做白日梦，要是你想要一个准确的数字，那么，我花在想马丁·柯林伍德上的时间，对，说的是为他苦苦相思和泪流满面的时间，大概是和他在一起的时间的十倍。对他的想念无情地主宰了我的心，并且，这以后的日子，变得不由自主。如果说一开始，我夸大了自己的感情，当我想从这种情感中脱身的时候，我那些旧时的白日梦就变得阴沉沉的，连暂时的安慰也做不到了。做数学题的时候，我机械地，无助地折磨自己。马丁亲吻我喉咙的记忆历历在目。每一件事我都历历在目。某个夜晚，我有种冲动，想把卫生间橱柜里所有的阿司匹林都吞下去。不过，吃了六颗以后，就没有再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