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疗伤药（第2/5页）

我妈妈觉察出我不太对头，让我吃铁丸。她说：“你确定，你在学校真的挺好？”学校！我告诉她我和马丁分手的时候，她说的是：“喔，这样更好。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自恋的男孩子呢。”“马丁很聪明，他能让战船沉没。”我忧郁地回答后，上楼哭去了。

我去贝里曼家的那天晚上，正好是星期六。礼拜六晚上，我常常替他们照顾孩子，因为他们喜欢开车去贝利维尔，二十英里外一个大得多，也活跃得多的城市。他们大概去那儿吃晚饭，然后看演出。他们在我们的小镇只生活了两三年。贝里曼先生是这里一家新的制门厂引进的经理。偶然地，我想到他们仍然是社区的边缘人，他们的大部分朋友是像他们一样的年轻夫妻，出生在别的地方，住在农场式的新房子里，位于小镇外头的山上。我们以前常常来这座山上滑雪。这个礼拜六晚上，他们打算去贝利维尔参加一个新餐饮俱乐部的开幕式。出发之前，两对年轻夫妻和他们一起喝酒。大家都快快活活的。我坐在厨房里，装出学习拉丁文的样子。昨天晚上学校的春季舞会，我没有去，因为唯一问过我的男生是米纳德·克朗普顿。他问了太多女孩子，所以大家都怀疑他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在全班一个个问的。舞会在军备厂举办，和我家也就隔半个街区。我本可以去看看男生穿上黑色西装，女生外套底下穿着淡雅的长礼服，看看他们庄严地走在街灯下，走在斑驳的雪地上的模样。我甚至听到了音乐声，我不会忘记的。这一天，他们会演奏《芭蕾舞女》的曲子，哦，还有让我隐隐作痛的心灵之歌—《开往中国的慢船》。乔易丝今天早上给我打电话，我们像是在讨论我无法治愈的某种疾病。她轻声细语地告诉我，对，马丁和玛丽在一起，她穿了一件礼服，肯定是谁家的旧花边桌布做的，就挂在身上。

贝里曼和他们的朋友走了以后，我去起居室看杂志。通常我都很忧郁。这个灯光柔和的大房间，绿色和枯叶色的色调，为情绪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整洁的背景，就仿佛人走上了舞台。在家的时候，情绪的控制都还可以，把情绪埋藏在一堆可以修补情绪的事里，补铁，玩拼图游戏，收集小石头，诸如此类。我家就是这样的类型，在楼梯上永远会撞上别人，永远在听广播里的曲棍球赛或者超人的故事。

我起身，找到了贝里曼的《死的舞蹈》[1]，放进电唱机，关掉了起居室的灯。窗帘只拉上了一半，街灯模糊地落在窗玻璃上，把上面一小块薄薄的灰尘照成了金色。光秃秃的树枝影子裹在春天芬芳的风中，在金色之中晃动。这是一个温和的黑夜，上一场积雪正在融化。一年以前，这所有的一切—音乐，风，黑暗，树枝的影子，会让我感觉无限喜悦。可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它们只能唤起乏味的，熟悉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有羞辱感的，隐密的念头。我就当自己的灵魂已经死了。我进了厨房，决定灌醉自己。

不，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去厨房，是去找一瓶可乐，或者看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餐桌的前头放了三个漂亮的，高高的酒瓶。三个瓶子里都有一半高的金色液体。不过，我瞅了瞅，拎起来感觉了一下重量。这时候，我也没决定要把自己灌醉。我决定喝一口试试。

这就是我的无知之处，我灾难性的天真。是的，我确实见过贝里曼夫妇偶尔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喝掺冰水的威士忌，跟我偶尔喝杯可乐差不多，但我对自己，却没有用上这样的态度。没有。我想的是，烈酒是在极端状态下喝的东西，指望发生一些不管这种那种，总之是放纵的后果。即使是喝了巫婆的药水的小美人鱼，也没有比我更为不小心。我在水槽上方黑洞洞的窗户上，看到了自己僵硬的脸，表情黯然。我从每个酒瓶里都倒了一点威士忌出来，把酒杯倒满了。现在我回想，记得有两种牌子的黑麦酒，还有一种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因为我这辈子也没见过别人倒酒，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通常都要往酒里掺水、加苏打这类东西来稀释。我穿过起居室的时候看见，贝里曼家的客人拿着酒杯，杯里差不多是满的。

我尽可能迅速地全喝了，把酒杯放下来，站在窗玻璃前看自己的脸，希望能看见变化。我的喉咙像在燃烧，但没有别的感觉。当我试图有所感觉时，非常失望。但是，我不打算就这样算了，于是我又倒了满满的一杯，然后往每个酒瓶里加水，大概加到我进厨房的时候看见的水平线。我喝第二杯的速度，只比喝第一杯慢一点。我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放在餐桌上，大约是感觉到脑袋里沙沙作响，有什么就要来临了。于是我去了起居室，坐到椅子上。我摸到了椅子边的地灯，拧亮。房间扑到了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