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特斯岛（第2/10页）

“你老公真严肃，”她对我说，“我忍不住要笑哦，每次看到他来来去去，他总是这样严肃地瞪我一眼。我真想告诉他放轻松点，他又不是肩头上压着整个世界嘛。”

有时，我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或者撂下正在写的段落，跟她上楼。我们坐在她的厨房桌子边。桌上铺块蕾丝桌布，摆一面八角形镜子，里面映着一只搪瓷天鹅。我们用瓷杯喝咖啡，用相配的小盘子吃点心（又是那些糕点，再不然就是黏乎乎的葡萄干挞或油乎乎的烤饼），用小巧的绣花餐巾碰碰嘴唇，擦掉糕饼屑。我正好面对瓷器柜坐，柜里摆满各种各样的高级杯子、糖和奶油套罐、盐瓶和胡椒瓶，花瓶、茅顶屋形状的茶壶和百合状烛台，全都太漂亮，或者太精巧，不适合日常用。每月一次，格里夫人会拾掇瓷器柜，清洗干净每样东西。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她跟我说着与我的未来、与她断定我会拥有的房子相关的各种事，她说得越多，我越觉得四肢像被铅块压着，沉甸甸的，也就越要在上午才过半的时候打上一个又一个哈欠，想爬开、藏起来、打个盹。不过表面上，我宣称对一切充满仰慕。瓷器柜里的玩意儿，格里夫人的治家规则，每天早上她换的成套服装，紫红和珊瑚色图案的衬衫和毛衣，配套的人造丝巾。

“永远先把衣服穿戴好，就好像你要出门一样，做好头发，化好妆，”她不止一次看到我还穿着睡衣，“然后，如果你要洗东西或烤东西，再围一条围裙就可以了。这能让你振作。”

而且永远要在手头备一些烤好的糕点，以防不速之客。（据我所知，她从来就没什么客人，除了我以外，而我根本不能说是什么不速之客。）而且绝不要用大口杯盛咖啡待客。

这些都并非直截了当表明的。而是以“我总是……”或者“我总喜欢……”或者“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呢……”这样的语气暗示的。

“哪怕住在荒野的时候，我也总喜欢……”我一心想打哈欠或尖叫，不过突然惊醒了。她在哪里的荒野住过？什么时候呢？

“哦，在海边啦，”她解释道，“从前，我也是个新娘来着。我在那里住了好几年呢。在联合湾。不过不算太蛮荒。叫作库特斯岛。”

我问她那是在哪里，她回答：“哦，很远啦。”

“那一定挺好玩的。”我说。

“呵呵，好玩，”她说，“如果你觉得熊好玩的话。如果你觉得美洲狮好玩的话。要我说，我宁愿多来点文明呢。”

厨房与起居室之间隔着橡木滑门。滑门总是拉开一点，坐在桌子一头的格里夫人可以时刻看到格里先生，后者待在窗前的躺椅上。她总称他“我坐轮椅的老公”，不过其实只有在她带他出门散步时，他才坐轮椅。他们没有电视—那时电视仍是种新奇玩意儿。格里先生就那么坐着，看着大街，街对面的锡蒂斯兰诺公园，公园后面的巴拉德海湾。去洗手间的时候，他会一手拄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椅子背或撑着墙，自己挪过去。一旦进去，他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不过不用帮忙。格里夫人说，有时事后她得进去清理一下。

我通常能够看到的格里先生，仅限于一条从鲜绿色躺椅上伸出的裤腿。我在的时候，他有一两次跌跌撞撞地去了洗手间。一个高大的男人—大大的脑袋，宽肩膀，大骨架。

我没看他的脸。我受不了因为中风或者疾病而瘫痪的人，看了直揪心。我不敢看的并不是无力的肢体或者厄运导致的其他生理缺陷—而是他们的眼睛。

我相信他也没看我，尽管格里夫人高声告诉他，我从楼下上来做客。他发出一种咕哝声，很有可能那就是他所能表示的欢迎，或者不屑。

我们的公寓有两间半。是带家具出租的，按照此类地方的规矩，只是马马虎虎地提供了一点设施，用的都是本来要扔掉的东西。我记得起居室地板铺了长方形和正方形油毡边角料—颜色和图案千奇百怪，硬凑到一起，用金属线缀连，像一床碎布拼花被。厨房里的投币式煤气炉也一样，里面塞满硬币。我们的床位于厨房外的一个凹室—它严丝合缝地嵌进凹室，只能从床尾爬着上床。切斯在书上看到，土耳其后宫女郎都是这样爬上苏丹的御榻，先亲吻他的脚，然后爬上前去，膜拜他身体的其余部位。于是我们有时也这么玩。

床脚有道帘子成天拉着，隔开凹室和厨房。是一幅旧床单做的，布料滑不溜秋，缀着流苏，一面是黄卡其色，带酒红色花朵和绿色叶子，朝床一面则是酒红和绿色条纹图案，卡其色的花朵和叶子像鬼影浮现其上。这帘子是我对公寓印象最深的一件东西了。这不奇怪。从激烈的性爱到其后的余味袅袅，这片布始终在我眼前晃动，提醒我婚姻生活的好处—为此我承受了始料未及的做个小新娘的羞辱，还遭到一个瓷器柜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