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特斯岛

小新娘。那时我二十岁,5英尺7英寸高,体重在135磅到140磅之间,然而有些人—切斯的老板娘,他办公室里年长的女秘书,我们楼上的格里夫人,都管我叫小新娘。有时还叫:我们的小新娘。切斯和我常拿这个打趣,不过他对外的反应是摆出一副爱怜的模样。我呢,微笑着做个鬼脸—羞涩地、默认地。

我们住温哥华的一间地下室。这房子并不像我一开始以为的属于格里夫妇,而是属于格里夫人的儿子雷伊。他有时过来修东西。他总打地下室的门进来,就像我和切斯一样。他瘦瘦的,胸部窄小,大概三十多岁吧,扛只工具箱,戴顶工人帽。他的背似乎永远驼着,或许是因为大多数时候都猫腰修水管、接电线或者做木工活儿的缘故。他脸色苍白,咳嗽得厉害。每声咳嗽都是一份谨慎的提醒,表明他是地下室里一个必要的侵入者。他不会为了待在这里而道歉,不过也不曾像主人一样在屋里随意走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交谈,都是因为他敲门告诉我水要关一会儿,或者电要停一阵子。每个月的租金我都是现金付给格里夫人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悉数转交他,还是截留一部分补充家用。不然,她和格里先生所有的收入—她这么告诉我的—就只有格里先生的养老金了。她没养老金。我还根本不够老呢,她说。

格里夫人总是从楼梯上往下喊话,问雷伊怎样了,要不要喝杯茶。他总是回答他很好,没时间喝。她说,他干活太辛苦啦,就像她自己一样。她试图向他“推销”一些她多做的甜点,蜜饯啊饼干啊姜饼啊—这些她也总是试图塞给我。他会说不要,他刚吃过饭,或者他在家里吃得太饱了。我也总是推辞,不过等她劝到第七第八次,我只好屈服。面对她的劝说和失望,再拒绝下去就尴尬了。我真羡慕雷伊,他总能坚持说不要。他甚至都不会说:“不要了,妈妈。”他就是不要。

然后她试图找些话题来聊聊。

“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吗?”

没什么。不知道。雷伊从不显得粗鲁或急躁,不过也从不对她让步。他的身体啊,还行吧。他的感冒啊,还行吧。康尼斯夫人和艾瑞娜也总是还行吧。

他住在康尼斯夫人家,它位于温哥华东部某处。就像在这里一样,他在康尼斯夫人家也总有不少活儿要干—所以他在这里一干完活就得走人。他也帮着照料康尼斯夫人坐轮椅的女儿艾瑞娜。艾瑞娜有脑瘫病。“可怜的东西。”在听雷伊说艾瑞娜还行吧之后,格里夫人总会感慨一句。她从不当面责备他为这不幸的女孩耗费时间:到斯坦利公园散步啦,傍晚跑出去买冰激凌啦。(她知道这些,因为她经常同康尼斯夫人通电话。)不过她对我抱怨过:“我没法不去想象她淌了一脸冰激凌的模样。没法不去想。人们肯定都瞪着他们瞧呢。”

她说,她推轮椅带格里先生出门,人们都瞪着他们瞧(格里先生中风了),可那是另一回事,他一旦出门,就不会乱动,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而且她总把他收拾得体体面面。而艾瑞娜会晃来晃去,发出咯咯咯咯的怪响。这个可怜的东西没法控制自己呀。

康尼斯夫人或许打着什么小算盘呢,格里夫人说。等她不在了,谁来照料这个瘸女孩?

“应该有条法律规定,健康的人不能和这种人结婚,可惜至今为止都没有。”

格里夫人请我上去喝咖啡,我从来没啥兴趣。我忙着自个儿在地下室里过小日子。有时她敲门,我会装作不在。不过那样一来,一听到她打开楼梯顶上的门,我就得赶紧关灯、闩门,还得一动不动待着,听她用指甲叩门,颤巍巍地喊我的名字。然后,我还必须至少一个小时都保持安静,忍着不冲马桶。要是我说没时间,有事要忙,她总会笑着反问:“什么事呀?”

“我在写信。”我说。

“写个没完,”她说,“你一定想家了。”

她的眉毛是粉色的—她红粉色头发的一种变体。我想那头发不可能是天然的吧,但她怎么能把眉毛也染了呢?她的脸瘦瘦的,抹胭脂,表情轻快,牙齿又大又亮。她对于友谊、对于陪伴真是胃口十足,根本不管你如何拒绝。切斯在火车站接到我,带我来公寓的第一天早上,她就端着一碟糕点,带着狼外婆的微笑敲开我们的门。我旅行帽都没顾得上摘,切斯正扯着我的腰带呢—就给她硬生生打断了那事。糕点又干又硬,覆了层浅粉色糖霜,庆祝我的新婚。切斯答话很简短。他必须在半小时内回去上班。等到终于把她甩掉,他已经没时间继续才起了个头的事了。他只好一个接一个地吃糕点,抱怨味道像锯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