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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七月四日。我不得不那样做,我恨那一天。我父亲几乎死掉。可是我做了。我用胶带将该死的泳装粘到皮肤上,塞莫尔,这样它就不会往上爬——把胶带贴在自己背后。我觉得自己像个畸形人。可是我接受了新泽西小姐这个工作,所以就去干。一项非常累人的工作,州里每一个城市,每次出场五十美元。如果你工作卖力,酬金增加,于是我就去干。拼命去做完全不同的、吓死我的那种事——可是我做了。圣诞节我突然向父母宣布联合县小姐的消息——你认为那很有趣?可是我做了。如果我能做那一切,我就能做这事,因为这不是做一个站在巡游花车上的傻女孩,这是我的生活,我的整个未来。这是为了继续!但是你得在场,是吧?我不能独自到那里去。你必须在那里!”

她这么令人难以置信地勇敢,他毫无选择,只好说,“我还能在哪里?”在去工厂的路上他警告她别提玫瑰经[44]念珠、十字架或天堂,尽量离耶稣远一点。“如果他问家里是否挂着十字架,就说没有。”“可那是撒谎。我不能说没有。”“那么说有一个。”“那是谎话。”“多尼,如果你说三个也没有多大益处。一个和三个是一样。你的意思同样表达清楚了。就这样说,为了我,说有一个。”“我们看着办。”“你用不着提起其他废物。”“其他什么废物?”“圣母玛利亚。”“那不是废物。”“塑像,好了吧?忘了它。如果他问,‘你们有塑像吗?’就告诉他没有,只对他说,‘我们没有塑像,没有画,就一个十字架,完了。’”他解释说,宗教饰物,就像在她家餐厅和她母亲卧室里的那些塑像,和她母亲贴在墙上的那些画,都是让他父亲难受的东西。他不是在维护他父亲的地位。他只是解释说,那个人是以某种方式成长起来的,他就是那种方式的人,没有谁能改变,所以,为什么要去激怒他呢?

反对父亲不是件轻松的事,不反对父亲也不是件轻松的事——这是他慢慢发现的。

反犹主义是另一个让人头疼的话题。小心你说的关于犹太人的话。最好只字不提犹太人。还要离神甫远一点,别谈论神甫。“别告诉他关于你父亲和神甫的故事,他小时候在乡村俱乐部当球童的事情。”“我为什么会告诉他那件事?”“我不知道,但是别靠得太近。”“为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别那样。”

其实他知道为什么。如果她告诉他,第一次发现神甫们有生殖器时,她父亲正在衣帽间里,当时他周末去做球童,那之前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生理上也有性欲,他自己的父亲很有可能要问她,“你知道他们在行割礼后用犹太小男孩的包皮做什么?”而她肯定会说,“我不知道,利沃夫先生。他们用包皮做什么?”利沃夫先生会回答——他最喜欢的一个玩笑——“他们把它们寄回爱尔兰。他们等着,直到他们收集够了,就把它们寄到爱尔兰,用它们做出神甫来。”

那是一次瑞典佬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谈话,正因为他父亲说的那些东西,谈话才不太像他预想的那样。多恩将它变成了一次难忘的交流。她很坦率,并没有那么认真地编造有关她父母的事情或任何他以为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她的勇气才是令人难忘的。

她比未婚夫要矮足足一英尺多,按照其中一个对丹尼·德威尔很有信心的评委在大赛后的说法,她未能进入大西洋城比赛的前十名,只是因为脱掉高跟鞋后身高才五英尺两英寸半,而在那一年五六个同样聪明和漂亮的姑娘肯定就要看身材了。这种娇小(是否真的使她在筛选时丧失资格——也难以给瑞典佬满意的解释,为什么亚利桑那小姐应该夺得那次的桂冠,而她才五英尺三英寸)只是加强了他对多恩的倾心。在一个像瑞典佬这样天生就有责任感的年轻人看来——而且这个英俊男孩总在努力不让人只把他看做徒有惊人的外表——多恩只有五英尺二,这件事在他内心更加激起一种男子汉挺身而出、提供保护的冲动。在那次多恩与他父亲的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前,他全然不知自己爱上了一位如此坚强的女孩。

除了她家十字架的个数,她能果断撒谎的另一件事就是洗礼,在这一点上她最后似乎快要停止抵抗了,好不容易才熬过了三小时的谈判,在这期间瑞典佬觉得令人吃惊的是他父亲竟然马上就放弃了这个话题。后来他才意识到父亲故意拉长谈判的时间,直到这位二十二岁的姑娘快要筋疲力尽时才作罢。他在洗礼这个问题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只和她聊了圣诞节前夕、圣诞节和复活节无边女帽就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