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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是没有那段情——将会完全不同。当然，我知道你可能会受到伤害。”

“因为什么?”

“因为我看见过她。要全部翻出来?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她没有疯。她感到不安，很气愤，但没有疯。”

“炸掉百货商店还不算疯?制造炸弹、在百货商店的邮局安放炸弹还不算疯?”

“我说的是在我家里她还没有疯。”

“她已经疯了。你知道她已经疯了。如果她还去杀其他人那会怎样?连那么点责任心也没有?她干的，你清楚。是她干的，谢拉。她又杀了三人。这事你又怎么想?”

“别说这些来折磨我。”

“我在告诉你！她又杀了三人！你完全可以制止！”

“你在折磨我。你在尽量折磨我。”

“她又杀了三人！”他说着便从墙上扯下康特的照片，朝她脚上砸去。但那也未使她恼怒——似乎让她恢复了自我控制。她以自己惯有的方式，毫不生气，甚至没有一点反应，威严、沉默。她转身离开房间。

“能为她做什么?”他怒吼道，一直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收集散落的碎玻璃，装进多恩的废纸篓。“能为她做什么?能为任何人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她当时十六岁了。十六岁，而且完全疯了。她是个未成年人，是我女儿。她炸掉了一幢房子。她是个疯子。你没有权利放她走！”

没有玻璃，他还是把那不可动摇的康特的照片又挂在书桌上方。此时去聆听人们无休止的关于这样那样的闲聊似乎是命运交给他的职责，他从刚才所处的野蛮状态回归到实实在在、有条不紊的荒谬的晚餐上来。那是残存的、能让他免于崩溃的东西——一顿晚餐。在他生活中整个事业持续地冲向毁灭的时刻，他所能抓住不放的就是——一顿晚餐。

他恪尽职守地回到烛光通明的阳台上，脑袋里想着一切他弄不明白的东西。

菜没有了，沙拉也被吃掉，大家已经用过点心，那是麦克弗森店里买的新鲜的草莓大黄馅饼。瑞典佬看到大家重新就座吃最后一道菜。沃库特，依然把他邪恶的狗屎隐藏起来，躲进夏威夷衬衫和紫红色裤子里，他已换坐到桌对面与乌曼诺夫夫妻交谈。他们都和蔼可亲，一起欢笑，话题已不是《深喉管》了。其实《深喉管》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话题。在《深喉管》的下面不断涌现的是比它可恨得多、更为出轨的关于梅丽、关于谢拉、关于希利、关于沃库特和多恩的话题，关于邻居和朋友间的放荡、背叛、欺骗、奸诈、不和的话题，残忍的话题。嘲笑人类的正直，废除所有道德的责任——这就是今晚的话题！

瑞典佬的母亲走过去坐在多恩旁边，多恩此时正在与萨尔孜曼夫妇交谈。他父亲和杰西已不见踪影。

多恩问，“很重要?”

“是捷克的那家伙，那位领事，是我需要的信息。我父亲呢?”

他盼望她说“死了”，可是她四下望望，只说了声“不知道”，又回头看着希利和谢拉。

“爸爸和沃库特夫人走开了，”他母亲小声说道，“他们一起到哪里去了。我想是在屋里。”

沃库特朝他走过来。他们的个子差不多，都很魁梧，但瑞典佬总是更强壮一些，一直可以追溯到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那时梅丽才出生，利沃夫一家刚从纽瓦克的伊丽莎白大街公寓房搬到旧里姆洛克来，这位新来者星期六早上开始在沃库特家后面的触身式橄榄球活动中露面。到那里为的是好玩，呼吸新鲜空气，享受摸着球的感觉和友情，想结交一些新朋友，瑞典佬丝毫没有想到炫耀或显得高人一等，除了他毫无选择的时候以外：沃库特在球场下和蔼可亲，总能为他人着想。他一上场就乱动手脚，连瑞典佬都觉得他不像运动员的样子——瑞典佬认为这样太可耻和遭人烦，是这种临时玩玩的活动里最糟糕的行为，即使沃库特那个队碰巧落后也不该如此。这种事情一连发生了两个星期后，他决定在第三个星期做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事——把他撞倒。所以在球赛快结束时，用一个快速的动作——借助另一个人的重量来造成这种伤害——他马上就成功地接住了巴克·鲁宾森的一个长传，当他有把握沃库特就趴在他脚下的草地上时，才一跃而起，扑将过去。跃起时，他最先想到的是，“我不喜欢被人看不起”，这正是多恩不愿加入沃库特家族墓地巡游时说的那句话。他独自冲向球门线，并没意识到多恩的易受攻击的脆弱性是怎样影响了他，也没有想到他妻子的那种极少的可能性使他怎样不安分（根据她的面容，他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她觉得自己作为一名爱尔兰人管子工的女儿在伊丽莎白长大，在这里肯定会遭人耻笑。当他得分后回过头来，他看见沃库特还躺在地上，他想道，“两百年的莫里斯县历史直挺挺地躺在那里——那将会教你小看多恩·利沃夫。下次你会全场球赛都在地上玩”，然后，他才一路小跑回去看看沃库特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