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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将她拉回到你们那些愚蠢的享乐中?把她从她的神圣状态拖进那种浅薄的、丧失灵魂的只为生活的假象里?你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低级的物种——你还不明白?你真的相信，以你对社会的理解，你这种没有因财富的罪恶受到惩罚而还在享乐的人，还会有什么东西，不管哪样东西，可以提供给这个女人吗?确切地说有什么?完全过着一种邪恶信仰的生活，就是那样，极端的吸血动物的行为！你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你还未意识到这女人变成什么了吧?你一点也猜不出来她在与什么交往吧?”来自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对中产阶级的持续控告，对他女儿堕落的祝贺和对他这个阶级的严厉责难：有罪！按照那根本不存在的人的说法。“你想将她从我这里带走?你，看见她时感到恶心吧?恶心，是因为她拒绝受到你们可耻的渺小的道德世界的束缚?告诉我，瑞典佬——你怎么会如此精明?”

他挂上电话。多恩有沃库特，我有谢拉，梅丽有丽塔，也许她没有丽塔——丽塔能留下来吃饭吗?丽塔能在这里过夜吗?丽塔能穿我的靴子吗?妈妈，你能开车送我和丽塔到村子里去吗?——我父亲死了。如果不得不这样，那也只好如此。他熬过他父亲的死亡，我也会熬过我父亲的死亡，我能熬过一切。我不在乎它有什么意义或者没有什么意义，它合适或者不合适——他们再也与我不相干了。我不存在了。他们现在是与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付的这个人什么也不在乎。丽塔和我能炸掉那邮局吗?能。你不管要什么，亲爱的。不管谁死了，死吧。

疯狂与挑衅。一切都无从辨认。一切都不可靠。没有它能聚到一块的环境了。他也不再是一个整体。他甚至连受苦受难的能力也已丧失。

一种极妙的想法控制了他：他受苦受难的能力也已丧失。

但是那种想法不管多妙，在他离开这房间后就行不通了。决不应该挂断电话——决不。她会让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六英尺三英寸，四十六岁，一家上百万美元的企业，被一个不计后果、身材娇小的荡妇再一次弄得四分五裂。这是他的敌人，她真的存在。可是她从何而来?她为什么要给我写信、打电话、向我进攻——她与我可怜的、崩溃的女儿有什么关系?一点也没有！

她又一次让他汗流浃背，脑袋成了痛得嗡嗡直响的圆球，整个身子感到疲惫不堪，似乎到了死亡的边缘。然而他的敌人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像个神秘的怪物。可不是一个影子敌人，并不是空洞无物——但又是什么?一名信使。对的。彻底挫败他、指控他、掠夺他、躲避他、抵御他、使他完全处于迷茫混乱，靠的是随意乱讲那些钻进她脑袋的疯话，用她精神错乱的陈词滥调把他包围，彻头彻尾地像一名信使。可是，谁的信使?来自何方?

他对她毫不了解，只知道她完美地表现了她那一类人的愚蠢，只知道他依然是她眼中的恶棍，她对他的仇恨也是肯定无疑的，只知道她现在二十七岁，不再是个孩子。一个女人，可是被古怪地固定在她的位置上，行为举止像人类身体的机械运动，像一只大喇叭，是被装配成一只大喇叭的人的肢体，为的是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声音令人分裂和发狂。五年过去了，声音依旧，只是含义更多。梅丽的堕落是耆那教，丽塔·科恩的堕落是含义丰富。他对她毫不了解，只知道她需要比从前更加负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超乎想像。他知道自己是在和一个不屈不挠的破坏者打交道，应付那么瘦小的人身上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东西。五年过去了，丽塔又回来啦。出了什么事，又将发生某种无法想像的事情。

他绝对闯不过今晚这一关。自从他将梅丽留在那个小房间，留在面纱后面，他就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总能避免被压碎的男人了。

我已经放弃了渴望和自我。这全靠你。

有人打开了书房的门。“你还好吗?”原来是谢拉·萨尔孜曼。

“你要什么?”

她随手关上门进了房间。“在餐桌上的时候你脸色不好，现在看来更糟。”

多恩的书桌上方挂着一个有康特照片的相框。康特赢来的那些蓝色绸带都钉在照片的两侧。这就是多恩每年登在西门塔尔养牛杂志上的康特的照片。还是梅丽从多恩建议的三条广告词中选中那一条的。那是某天晚饭后在厨房里的事。康特能为您的牛群创造奇迹。若要用公牛，那便是康特。一头能够产生一个牛群的公牛。梅丽开始时为她自己的建议争辩——你能依靠康特^{[41]——只是遭到瑞典佬和多恩的分别反对后，梅丽才选中“一头能够产生一个牛群的公牛”这一句。在康特担当多恩这一流派的超级明星期间，这句话成了阿卡狄养牛协会的口号。}